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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研讨 | 以礼节人、以德服人——浅析“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的意义与内涵

发布时间 :2020/10/21  编辑:   资料来源:   点击次数:



讨论题:《论语·泰伯》: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孔子说:“以勇敢自喜却厌恶贫苦,是一种祸害。对于不仁的人,痛恨太甚,也是一种祸害”)。如何理解“对于不仁的人,痛恨太甚,也是一种祸害”?


发言人 顾正言(弘毅二班第1小班第1小组)

其他小组成员:宁唯实(组长)、张鑫、张艺、张忆南、龚凤博、刘睿伟。

小班老师:余婉卉;助教:王彬彬


以礼节人、以德服人

——浅析“人而不仁,疾之已甚,

乱也”的意义与内涵


我认为,在整体地解读这句话之前,有必要对这句话中涉及到的概念进行辨析。


本句话的历史背景以及“仁”与“不仁”之辨


孔子所生活和活跃的时代春秋时期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在王室权威衰落,“礼崩乐坏”的背景下,各种学说和流派相继出现。如墨家、儒家、道家等流派都构建了自己的理想的社会体制,也建立了各自的价值、话语和行为体系。在很多情况下这种体系是彼此冲突的,例如墨家所提倡的“兼爱”在儒家看来是“无父”,不啻为一种罪过。


因此在这种背景下考察这句话的内涵和意义时,我们显然有必要站在当时的儒家信徒的角度上,将儒家的价值、话语和行为体系作为既定的规则接受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仁”与“不仁”作为由孔子等人定义和确定下来的一对概念,其意义似乎是不需要讨论的。

对“疾之已甚”的辨析


“疾”,即是憎恶、痛恨之意。而孔子之所以说“疾之已甚,乱也”而不是“疾之,乱也”,显然是默认了反感“不仁之人”的合理性。在孔子身上,仁者爱人和疾人并不矛盾。孔子所以疾人,本质上是希望借此激发不仁之人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超越,以达到教化的目的,这仍是他“爱人”的拳拳之心。这反映出了儒家价值观入世的倾向以及改变当时所处的浑浊崩坏之世的崇高目标。


其次,在笔者看来,所谓的“疾之已甚”意味着那些痛恨不仁之人的所谓仁人本身对于儒家提倡的“礼”的背弃。《论语·泰伯》有言曰:“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这句话揭示的孔子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观点:一切优秀品质的展现都应该在礼乐体系的约束下实现。


深入考察这句话,“疾之已甚”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阐释:即儒者自身的层面和对待不仁之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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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违反了儒家价值观对于“仁人”的约束,即,违反了“中庸”原则。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而何谓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在此处的情感层面上,中庸的核心即是对感性宣泄的限制。换言之,是将“中庸的君子”的身份和尊严建立在人的理性能力上。这样看来,“疾之已甚”作为一种情感的不理智的宣泄,和中庸背道而驰。


(2)这背叛了孔子有关“德治”的核心主张,违反了孔子所提倡的“教化”的治民手段。这种主张由来已久,《国语·晋语八》:“夫乐以开山川之风也,以耀德于广远也。风德以广之,风山川以远之,风物以听之,修诗以咏之,修礼以节之。夫德广远而有时节,是以远服而迩不迁。”礼乐教化,所谓礼乐就是为了达成教化。这是站在道德高地上的儒者们实现统治以达成其政治理想的有力工具。而“疾之已甚”的行为对礼乐教化的背叛,实质上是某些激进儒者的自相矛盾,自乱阵脚。


对“乱”的理解


我们若是接受了“疾之已甚”所用的方法,那么对“乱”的理解也可以分为两部分。即是不仁之人的乱和儒者本身的乱。


(1)不仁之人所作的乱也可称为外乱。程式集释:“后汉书郭泰传引郑注:不仁之人,当以风化之,若疾之甚,是益使为乱也”我们可以引《国语·晋语六》中范文子反对将郑国变为附庸的话以为佐证:“我王者也乎哉?夫王者成其德,而远人以其方见有归之,故无忧。今我寡德而求王者之功,故多忧。”作为儒者,对于不仁之人不但不能使其听从教化,而且”疾之已甚“,口诛笔伐,逼迫过甚,会刺激不仁者作乱,催化不稳定因素,与减少不仁的初衷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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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乱。在这种内乱中,儒者们面对的是对于自己所信奉的道德准则的自我否定。“疾之已甚”所昭示的偏激的追求实际上已经抛弃了对君子自身之德的要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在这里,作为儒家根本道路之一的“忠恕”已经被激进者彻底抛弃。又《论语·颜渊》:“樊迟……问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攻其恶,不攻人之恶,非修慝与?’”孔子所坚持的先审视自己再审视别人的道德逻辑的丧失,使“疾之已甚”者缺乏道德自省,缺乏对自己是否也已沦入“不仁”的认识。“疾之已甚”的做法看似是嫉恶如仇,但事实上未尝不是从根源上消解了儒家对“仁”的追求,抹煞了儒家“仁人”与“人而不仁”的分野,从内心深处击垮了儒生们的道德感和他们奉为圭臬的信条。


如之奈何?


在当时的社会中,孔子身为开平民讲学之风的第一人,十分清楚当时的礼崩乐坏,民智未开。因此,孔子提倡建立君臣父子的社会等级和尊卑体系,并借助礼乐教化来加强这一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下,底层平民虽然未必能够理解孔子的深意,却完全可以服从和执行,是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礼论》中,荀子为其辩护道:“苟非圣人,莫能知之。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这正是将对道德的追求体制化和习俗化,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向平民灌输儒家的价值观,以培养“仁德”。

对全句的总述


在这句话中,孔子表达出了他的德治主张以及对礼乐教化的追求。同时,他也暗示了他“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大同社会愿景。在这种愿景之下,即使是不仁之人也被当作兄弟,被当作儒家的社会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亟需抹杀的破坏分子。与此同时,这段话也反映出了孔子对于平民的“顺民”式的定位,这是值得注意的。


这句话在现代社会也具有极其深刻的实践意义。例如,现代国家的监狱形态功能的改变,使得监狱的目的由“惩恶”更多地倾向于“劝善”,以实现监狱的教化作用,帮助犯人重新回到和融入社会。这亦体现了“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所反映的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