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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课程 | 人文导引团队《史记》章集体备课——承担使命的两种方式:项羽的爆发与司马迁的负重

发布时间 :2020/10/11  编辑:   资料来源:   点击次数:

主讲老师

历史学院 吴兆丰

2020年10月9日下午7点,武汉大学人文社科经典导引团队《史记》章集体备课活动在腾讯会议平台举行,历史学院吴兆丰老师担任主讲老师,国学院余婉卉老师主持活动,来自课程团队的50余名位老师参与了本次备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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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程导入环节,吴兆丰老师提出《史记》涉及到两个问题,分别是历史为何和使命何为。针对第一个问题,吴老师引用了黑格尔的论断:“人是历史的动物。”也就是说,动物没有时间概念,只能依靠本能重复过去的行为,人类则能记录过去,进而产生对历史的认识。人类在历史认识过程中,不仅可以借鉴历史,指导现在的活动,而且还能在历史中吸取精神,通过历史表达精神。第二个问题使命则是人的天职,或人生的意义。吴老师指出,司马迁就是通过发愤著书、完成《史记》,实现他的人生使命。  


吴兆丰老师首先从文学之美、体系之美、结构之美和思想之美四个方面阐述《史记》作为经典的不可复制性。从文学层面来看,《史记》以“文史不分”著称,写人则千人千面,叙事则以文运事。吴老师特别指出,《史记》既有实录的一面,也有托愤言志的一面,在写人叙事中往往寄托着司马迁自己的情感和志向。以体系层面而言,《史记》开创了“五体”(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结构,并把项羽、吕后列入本纪,孔子、陈胜列入世家,这些都是非常大胆的布局。相较于后世《汉书》的“方以智”,《史记》可谓“圆而神”。在结构方面,《史记》一方面贯通古今,记载从五帝到西汉汉武帝共三千年的历史,另一方面记录全面,不仅囊括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刺客、游侠等形形色色的小人物的历史,而且包括商人商业和经济社会的历史。以思想方面而论,在《史记》之前,中国古代有史学而无史家,至司马迁而有“史家”之言,与先秦诸子百家如儒家、法家并列而成“一家”。具体而言,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是考察天与人这两个构造历史的重要元素的关系与分野;“通古今之变”则是探究历史盛衰的微妙变化和大的走势,“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最终司马迁将自己的见解和“一家之言”融入到史论(“太史公曰”)、历史叙事(“寓论断于叙事”)和彰善瘅恶的历史书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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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完《史记》的“四美”之后,吴兆丰老师借助《项羽本纪》来分析历史是如何表达使命的。吴老师引述了何兆武先生的论断:“不是有活生生的历史,就有活生生的历史学。只有活生生的历史学,才有活生生的历史。”吴老师认为由于司马迁本人有着英雄气概和历史使命,所以他笔下的项羽也彰显着悲壮气概和使命感。项羽的英雄气概既表现为外在形象与内在品质,又寓于一系列卓越军事活动。这些英雄气概是项羽完成“亡秦”的伟大功业和历史使命的重要方面。司马迁在叙述项羽优点的同时,也记载了项羽政治幼稚的缺点,这就使得项羽之死染上一层可悲可泣的壮烈色彩。吴老师最后提到英雄崇拜这一话题,他指出崇拜英雄是崇拜他们的气概,进而学习与效仿,实现自己的价值。


分析完项羽“亡秦使命”后,吴兆丰老师进一步阐明司马迁本人著述《史记》的“文化使命”。吴老师指出司马迁的使命感有三重来源。第一重来源是司马迁对孔子的崇拜以及对孔子文化事业的继承。司马迁以第二个“孔子”自居,而他的《史记》则是“继《春秋》”的。从表面上看,《春秋》与《史记》的体例不同,前者通过简易的编年表达微言大义,通过褒贬张扬道义精神,最终达到拨乱反正的效果,后者则采用“五体”结构,创立史家之言。但在实质上,《史记》整理文故,表达思想,以古鉴今,甚至“以古非今”,这与《春秋》的精神一脉相承。第二重来源则是父亲司马谈的言传身教。司马谈不仅奠定了《史记》的体例,撰写了部分篇章,而且将《史记》纳入到周公、孔子以来的文化谱系中,为撰写《史记》注入一种伟大的文化使命感。第三重来源是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司马迁自幼熟悉文物典籍,青年以后游历四方,《史记》中的“历史现场”之地必访,“诸子百家”之书必读,人物典故轶事必闻。正是在这种使命感的推动下,司马迁在“李陵之祸”的阴影中能忍辱负重,发愤著书,把自己的抱负和精神投射在《史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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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阶段,吴兆丰老师指出,与司马迁的“文化使命”类似的,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道统使命”。正是在这种使命感的感召下,一代又代的传统读书人明道淑世、传道授业,继承并传扬文化脉络和精神价值,构成优秀传统文化精神。


吴兆丰老师说课结束后,通识教育中心就说课内容展开讨论。主持人余婉卉老师认为项羽的经历对于传达使命而言并不具有代表性,项羽的特点是随性而非执着,对于使命的坚守体现得不充分。吴兆丰老师认为项羽身上集中体现了“亡秦”的使命,项羽的青年壮志更容易在青年学子那里得到呼应。在授课中,可以通过对比项羽的爆发和司马迁的负重这两种承担使命的方式,更好地帮助同学理解使命这一话题。外国语学院谢小红老师提问在引导讨论时,如何平衡《史记》的文学性与史学性两个维度?吴老师认为好的历史是外在真实(客观事件)和内在真实(真实心灵)的合一。正如文学作品《红楼梦》虽然是虚构的,但其所传达的美好易逝的悲剧性却是真实的。因此重点在于把握“真实”的精神传承。文学院李建中老师提出两点建议:1.针对大班授课,授课不宜只讲项羽,还要讲司马迁,例如《太史公自序》就是司马迁的自传。讲授《史记》可以与通识课程的其他篇章作比较,例如《史记》与《历史》相比,前者重担当,后者重探究。《史记》与《斐多》都讲到死亡与生命的价值,《史记》和《国富论》一样,也有关于财富与伦理关系的思考。2.针对小班研讨,要鼓励学生有怀疑精神、批判意识,例如李老师请同学思考司马迁举的发愤著书的九个例子是否恰当,有同学认为《韩非子》与《吕氏春秋》不算发愤著书,而是因著书而罹难。


按照活动安排,10月16日下午3点将举行由文学院陈溪老师主讲、外国语学院包向飞老师主持的《审美教育书简》集体备课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