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下着淅淅沥沥的雨的下午，坐在颇为安静的办公室，听谢远笋老师讲述他所认为通识教育所应持有的理念，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开设《台湾历史文化》的初衷及感想。这是一场颇为宁静而又不平静的旅程。
通识教育与为己之学
对于通识教育的理念，谢老师以“人之为人”教育作为总结。
谢老师说，按照儒家的说法，有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这一区分首先由孔子提出来，荀子做了发挥；后来宋儒又将知识分为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为己之学和德性之知，是研究“人”本身的，而为人之学和闻见之知，是研究客观事物的，相当于现在的自然科学。在谢老师看来，通识教育相当于是儒家讲的为己之学、德性之知。
“通识教育，在我看来，就是‘人之为人’的教育”，谢老师讲道，“就个体而言，我们生活在世上，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身份，比方我们做学生，今后也可能做老师，我们为人子女，今后也可能为人父母；就群体而言，各色人等承担着各种社会角色，有人是公司职员，有人是教师，或者工人、农民，等等，不一而足。但无论我们担负什么具体的角色，我们首先的角色是‘人’。我们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某种人’。因此就像是孟子所说的，我们要‘先立乎其大者’，我们要先成为‘人’，然后才能成为‘某种人’，扮演某种特定的社会角色。这里的先是逻辑的先，不是时间的先。通识教育是人之为人的教育，但它与成才教育并不矛盾。”
谢老师认为，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也可以用王阳明良知与闻见的关系来说明。人是一个自由的存在，人有“本心”、“良知”；人不是天使，人有肉身，生活在现象界，现象界的知识是“闻见”。人之为“人”的知识是“良知”，这是通识教育的领域；人之为“某种人”的知识是“闻见”，这是专业教育的领域。中国传统的教育，偏重于“良知”，“闻见”显得不足。在现代社会，并不是要以良知取代闻见，而是说二者的主从、本末的关系不能颠倒，其实道理很简单，我们首先是“人”，其次才是“某种人”。
在谢老师看来，人的双重身份可用康德（Kant）哲学中，“智思的性格”与“经验的性格”的区分，来加以解释。人同时具有这两种性格，前者关乎人的自由，属于“价值”领域；后者遵循因果的必然性，是现象界的知识，属于“事实”领域。后来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也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当今世界工具理性大行其道，是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如何以价值理性去引导工具理性，是一个关乎人类未来的问题。工具理性无论如何发展，都不能解决自身的问题，必须有价值理性的指导，就像克隆技术、AI技术，说到最终，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伦理问题。
儒家传统与台湾社会
谢老师所开设的课程是《台湾历史文化》，内容之一便是梳理我国台湾地区的国学教育。台湾地区高中的国文课，其文言文比重曾高达四分之三，现在比例虽有降低，但其比重仍超过50%，此外还有一门专门的《中国传统文化基本教材》，主要内容就是“四书”。后者一向被视为台湾国文与国学教育成功的典范,虽然其实施过程也曾有过波折，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中间一度被取消，现在已从“必修”变成“必选”，但无论怎么说，它对战后台湾民众的文明教养，国族认同与伦理共识的重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谢老师曾多次到访台湾，也曾在台湾做过半年的访问研究，他提到，台湾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充满了中国文化的底蕴，这种感觉无处不在，比方台北的主要街道就是以儒家的四维八德来命名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又比方言谈举止，即使是民进党的政治人物，也会时不时冒出一句儒家经典，或是先秦诸子，毫无违和感。
谢老师说：“台湾民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大体上都是正面的，通过他们的言谈举止，可以感受到，他们是尊重并且敬畏传统的，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开口便是封建糟粕，嗤之以鼻，这样的人很少，很少。他们的社会氛围是这样的，给人感觉是彬彬有礼，温良恭俭让，也因此，即使民进党当局，不断地在课纲上做手脚，但他们的‘去中国化’无法实现，因为庶民就是按照儒家的方式生活的，政治势力的手再长也伸不进去。”
台湾一方面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社会、“古意”的社会，一般民众都有很好的中国文化的陶养，谈吐优雅，身处台湾社会，这种感觉会扑面而来，有时会让我们觉得汗颜。一般都会说，台湾社会是儒家型的社会，台湾的老百姓，是真正将儒家的价值，贯穿到他们的生活之中，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方说谦辞敬辞的使用，在大陆可能会闹笑话，在台湾用起来非常自然、得体，恰到好处；但在另一方面，台湾又是一个多元的社会，非常包容，非常现代。
谢老师这样总结：“我们观察台湾社会，抛开政治上的纷纷扰扰，会感觉到在台湾，中国文化无处不在，传统与现代做到了非常好的融合。台湾是非常成熟的现代社会，但很多的台湾民众，又真正地是以儒家的价值，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所在，不是口头上说说，而是将它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躬行实践，知行合一。在这方面，不乏值得我们借鉴之处，或许这是我们开设这门课的意义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