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他是才华横溢的谦谦君子，是护念学生的通识助教，是孜孜以求丰盈生命的文艺学博士。“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继续努力”是他的人生格言。
刘楚，男，武汉大学文学院17级文艺学博士生，目前师从于高文强老师，钻研学习佛教文化。刘楚是江西吉安人，吉安古称庐陵，拥有着欧阳修、胡铨、杨万里、文天祥、解缙、贺贻孙等历史文化名人，在宋明两朝还曾形成声势浩大的庐陵文化，至今薪火不绝。刘楚继承了古代吉安人的深厚文化底蕴，不仅才华横溢，且于举手投足之间体现出谦谦君子的斯文风度。
刘楚本科就读于赣南师范大学时，曾遇到许多热心引导、帮助学生的老师，他对这些老师念念不忘。马海老师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年轻教师，在担任班主任时，付出了极大的心血。除了引导学习以外，马老师还坚持每周给大家放一次电影。班里的同学们坐在一起看电影，让刘楚体味到一种“天堂电影院”的温馨感。邵滢老师、刘汉波老师、吴中胜老师先后给他讲过文学理论、西方文论和中国文论，引导他将兴趣逐渐转向文艺学。作为辅导员的刘在鑫老师，给他带来了邻家大哥哥般的关心与指点。
谈到求学路上的风风雨雨，刘楚分享了自己的考研旅程。那时他曾因忽视教材和参考书目而准备不足，怀着遗憾选择放弃，但在参加工作一年后，又感受到内心的呼唤，决定辞职，继续考研。在考研的过程中，本科时所阅读的大量原著和理论给了他极大的帮助，他还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提及选择武大的原因，他笑说是因为李建中老师的一次讲座。那次讲座的内容有关中国文化关键词，李老师从“天”、“人”二字入手，解剖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特征，并由此为现代生活提供借鉴。在讲座中，他被李老师那渊博的学识与儒雅的气度所折服，于是毅然决然选择了武汉大学。
在如愿考取武汉大学文艺学硕士后，刘楚更是深深地感受到了老师们的博学与儒雅，也深深地感恩这些令他受益匪浅的老师们。李建中老师的文化关键词研究以小见大，从一个词乃至一个字中解读出一部部美妙绝伦的文化史，那些关键字词仿佛也有了生命，如人一样经历着生老病死，复又涅槃新生，既有着坐标性的定位，又同时有着转义性的方向，就像一个人既明确着自己的脚下，又同时知道自己要去往何方。冯黎明老师对西方文化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而又风趣幽默，往往寓庄于谐，在谈笑言语之中有着自己的深刻洞见，将这些碎琼乱玉整合到一起，常常是结构井然的一座知识体系。张荣翼老师则是“百科全书”般的存在，授课之时常天马行空，上至天体之运行、万有之引力，下至地理之分布、生物之特性，宇宙之大与苍蝇之微皆能随兴所至，顺手拈来，却不遮蔽问题本身，反而使之更加澄明。
高文强老师则致力于佛教研究，让他明白了“超越执着”和“破除成见”在人生中的重要意义。同时，高老师还清理了许多对于佛教的误读，从而将佛教从宗教意识形态还原为一种与儒道两家并列的文化派别来进行考察。此外，高老师对“明心见性”、“顿悟成佛”、“行卧皆禅”、“般若性空”等观点的阐发与解释也让他十分受益，更新了自己看待问题的方式。李松老师则有着精深的海外汉学造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诸多汉学家的观点常另辟蹊径，令人眼前一亮，譬如“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说”、“晚清与五四之争（中国现代文学起点问题）”、“唐宋变革论”等。刘春阳老师对“文艺美学”的合法性问题的探讨也同样发人深省。同时，刘老师对电影艺术的分析与鉴赏也颇见功力，文学语言与电影语言相结合的讲解方式十分新颖且富有感染力。
时至今日，刘楚已经在各类期刊上发表了七篇学术性论文。“这些文章的发表都离不开老师们的启发和帮助，正是他们的博雅精神感染了我，我深深地感谢他们。”刘楚如是说道。
说到对通识教育的理解，刘楚认为自己在做助教之前对此是有所误解的。那时他认为“通识”可能就是多接触一些专业领域以外的东西，但在成为助教以后，他发现“通识”要求的不仅仅是知识面的拓展，更重要的是知识观念的改变。他将自己对通识教育的理解归纳为两点，其一是破除成见，变“绝对真理”为“相对真理”；其二是丰盈生命，在“立身有本”之余“开枝散叶”。
通识教育旨在破除专业领域内的成见，这乍看来不过老生常谈，但事实上却非常重要，因为这些成见往往意味着专业性的“绝对真理”，且往往在专业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譬如人文科学中的理论、自然科学中的规律等，在各自学科中都地位崇高，人们往往习以为常而不加怀疑。然而，当理论与规律成为“绝对”正确后，其实人们反思的可能性和勇气也便相应地降低和减弱了。人们通常很难去质疑自己学科的基本概念与基本观念，而将其作为不刊之论，于是就容易忽略乃至遗忘这些所谓的金科玉律不过是“理性化”的方式之一。而通识教育提供了一种可能，将这些“绝对真理”请下神坛，还原为人类构建出来的分类方式和意义体系，从而回到对“真理的相对性”的清晰体认上来。这并不意味着专业知识的失效，只是让人正确认知专业知识的有限性，明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
此外，通识教育的本质是一种“生命的丰盈”。刘楚在大学期间读的多是西方典籍，从柏拉图的《文艺对话录》一直到结构主义，他越读越觉得沉重，觉得压抑，太多的形而上思辨架空了现实生活的实在性。后来，他接触到叶嘉莹先生的一些著作，由此懂得诗词的魅力。又读了李建中老师和高文强老师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于是眼界大开，学习到了一种新的进入中国古代文论的方式。再之后，他又读了一些钱穆先生的著述，愈觉生命与思想之殷实。所以，通识教育就其表面来看是知识量的增加与知识面的宽广，但就其实质而言，实在是生命本身的一种丰沛与充盈。这就好像一棵树，如果说自己的专业领域是树干而确保“立身有本”的话，那么通识教育则能让树木开枝散叶，由此令专业之间“枝叶交通”，互通有无，相互为训。而对于一棵树而言，不仅要有饱满而健硕的树干，也须有繁枝密叶，只有足够多的绿叶进行光合作用，才能使树干获得充足的养分，屹立常青。
在担任助教的过程中，刘楚欣喜地看到有许多同学受到影响而发生转变。有一位同学，最开始讨厌老庄之学，认为道家过于消极，不利于社会的发展，但结课后却在朋友圈中对老庄的意义表达了肯定和接受。还有一些同学则从对佛教的误解中走出来，正确地认识到佛教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派别的价值。此外，还有一些同学会请他推荐一些人文科学方面的书籍。这些变化都令他由衷地感到高兴，他觉得通识教育是一件十分值得投入的事情。
关于助教职责，刘楚说到，他负责的是《坛经》部分的小班研讨，要从《坛经》中选出一些最有价值的讨论话题以供同学们探讨，同时他也要在小班研讨的过程中充当引导者的角色。一开始，他很担心自己不能很好地扮演这种“半师半友”的角色，但随即发现同学们发言十分踊跃，且常常有十分精彩的论点，譬如有同学就提出“顿悟”和“渐悟”如果用数学的方法来考量，那么执行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顿悟”与“渐悟”并没有明确的时间点区分。于是他也慢慢进入角色状态，把自己放到与同学们平等的位置来进行交流。后来他发现这种交流很顺畅，往往使双方都能互相启发，得到提高。而言及在担任助教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刘楚多次谦逊地表示自己的能力还有待提高：“最怕的就是自己对经典的理解不太准确，误导了学生”。
当被问及想对自己带过的学生说点什么时，刘楚怀着对同学们的喜爱与欣赏，热情洋溢地送出了他自己的座右铭：
我非常珍惜也非常怀念与同学们一起上课、一起讨论的时光。你们的思维十分开放，有的从理工科思维出发思考问题，有的从经管的立场考虑议题，这些都让我很受启发。我觉得我们是一种互帮互学的关系，而非单向的知识灌输，这种关系令人十分愉悦。此外，我也要对你们说声谢谢，很抱歉，可能我对《坛经》的理解和领悟并不十分到位，在引导你们发言时也有一些疏漏，这一方面是因为我的知识量有限，另一方面则还有许多技术性的行为策略仍待改进，所以很感谢大家的包容，谢谢你们的不嫌弃！衷心希望你们将来无论是工作还是考研，是出国留学还是自主创业，都能顺顺利利，和和美美。
我的老师曾经赠我一句话，现在我送给大家，这句话也是我的座右铭，是根据鲁迅的话改编的：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继续努力。我想，我们经常只能是“沉默的大多数”，然而我们不应屈服于沉默，也不应陷溺于黑暗，而应以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精神自我勉励，一步一步地迈向光明。这里的黑暗与光明的象征是非常丰富的，它不仅仅代表着现实与梦想，苦难与成功，它同时也可能指代专业与通识、干涸与丰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