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者必仁”、“不仁者必不富”，作为一名大一新生的习作，其中的辩证思维值得鼓励。通识教育所要带给学生的并不是一个“正确”的答案，而是辩证的批判精神和多维度的思维方式。《国富论》和仁治思想、西方和东方、现代和传统、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这些都是可以打通的，而“学生一走出他的课堂，眼中无不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于我们而言，便是一种成功了。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揭开了市场经济的运行的终极目标——“富”的巨大谜底——即是人们的“利己心”自然而然地产生社会分工，分工又造就了市场机制，从而创造了大量财富。

由此，我可以认作市场的产生、发展与兴盛都与市场主体的“利己心”直接关联，人们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在市场这个巨大的系统中劳作与奔波，从而达到“富”。而我们所熟知的“仁”，纵然有许多维度的定义，但“仁者爱人”始终是“仁”的基本概念之一，换言之，“仁”本身带有利他性。利己性的“富”和利他性的“仁”，表面看，二者似是非黑即白的互斥关系，但在我看来二者更是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我归纳为“富者必仁”而“不仁者必不富”。

首先，我对于“富”有一个自己的解读。从“暴富”一词的突发性和稀有程度上来看，就像突然入睡和突然惊醒一样，我更倾向于将“富”认同为一个和“睡”类似的持续性状态，更何况亚当斯密处于资本原始积累的时代，所以在我的认知中，“富”并不只是获得了大量财富，而是较为长久的获得财富并能在保持富裕的基础上创造更多的财富。

从这个角度上再来看“富者必仁”，亚当·斯密在书中阐释市场主体的“利己心”时所说的是人们为了获得自己的私利，通过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来满足他人需要，从而自己获得相应的利益。不难发现，市场主体在苦心经营利己的时候，也暗中达成了利他的效果：满足了他人对于产品或者服务的需要，并促成了市场活动，支撑了一个庞大而有活力的市场经济体系，增进了社会利益。也就是说，一个能够富的市场主体在致富的过程中也在扮演着仁者的角色。每个人竭力对自己“私利”的追求是建立在有道德的基础上的，即必须以利他为前提。这一利他是多元的，并不是说富者都要像比尔盖茨或者邵逸夫一样广施慈善，用最直接、最可观的物质形式比如学校、基金来造福他人。满足他人的生存、发展和享受资料的需求，抑或是向社会提供就业岗位，为政府提供税收收入，在我看来也都是仁者的行为。

正如亚当斯密在另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中所言：“富人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起分享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尤其是身处社会主义国家的我们，每个人都能享受的基础设施、医疗保障、义务教育等，都离不开背后千千万万劳动者的税收构成的的坚固基础，这里面，自然也包括了为“富”者们所提供的“仁”的部分。

而之于“不仁者必不富”，也不难论证。市场中的不仁者，通常是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盲目恶意竞争、哄抬物价一流。如果为了自己的“私利”最大化，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在欺骗他人而且能轻易逃脱惩罚的情况下会出卖劣质的肉、酒和面包吗？亚当斯密认为，若是他们成为不仁者真的这样做，现实中也的确不乏类似的案例，但这样“可能会让他们失去最重要、最珍视的东西，那就是自我形象。”

“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不仅仅因为存在竞争的压力而起作用，而且也因我们每个人都有对个人行为的自我约束力而起作用。”市场经济中，一个市场主体的信用是尤为重要的属性，不仁者可能会因不正当的手段获取一时的巨大利润，又如偷工减料的三鹿奶粉，但这种财富终究短暂如昙花一现。站在历史的高度看，“为富不仁”者挥霍掉的不仅是可视的财富，更失去了获取财富的正当性。

正如三鹿奶粉不仅背负巨大的罚款，也失去了立足市场，获取财富的根基。赚取不义之财的奸商最终会一无所有，这并非他们能力不足，而是离开了不正当手段就难以继续牟取钱财，但不仁者在捞取不义之财时，损害了自己的信用形象，无形中给自己贴上了负性的标签，增大了自己在继续牟取利益时候的猜疑成本与监管成本，人们不再选择相信这个“不仁”的市场主体，以及他所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那么此类不仁者终究无法在日新月异、弱肉强食的庞大市场中立足，更不用说持续获利来达成我所谓的“富”，这也可以说是“不仁者必不富”的实证了。

总之，市场体系无疑是美好的，它以充实的自由和效率便利我们的生活，也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类更是美好的，《道德情操论》中认为同情心是人类天赋的本性之一，我们生性本善。而“富”与“仁”，是平淡却绵延似水的关系。市场是有人性的，人是有理性的。富者仁，不仁者不富，是市场经济送给人类的考验，又或许是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