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论文 | 试论东西方人本思想的共性与差异——以《史记》《历史》中人的存在状态为例

试论东西方人本思想的共性与差异

——以《史记》《历史》中人的存在状态为例

摘  要：

雅斯贝尔斯将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之间的时代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人类文明精神，也即人本思想的觉醒是这一时代的显著特征。那么在史学上，东西方人本思想的觉醒将会有怎样不同的特征。本文尝试从东西方在轴心时代前后两部著名史学著作《史记》与《历史》中人的存在状态出发，发现《史记》强调人的历史主体地位而关注人的使命，而《历史》则持宿命论的历史观并反观人的存在状态。两者从不同方面对人的存在进行了关怀，丰富了人本思想的内涵。

关键词：《史记》；司马迁；《历史》；命运观；人本思想

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一时期，东方到西方的文明均孕育出了伟大的精神导师，从中国的老子、孔子，到印度的释加牟尼与伊朗的琐罗亚斯德，再到巴勒斯坦的先知与古希腊三贤。“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正是在那里，我们同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相遇，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开始出现”，文明的“神话时代的宁静与明白无误，都一去不复返”，反思使“意识意识到自身，思想成为它自己的对象”，以前被无意识接受的，如今都受到了理性及由理性阐明的经验的挑战。这带来的是人性的“精神化”：神话对生命的公认解释被理性动摇，人不再封闭在自我之中，对自我的认识不再确定，而为无限的可能性提供了空间。尽管无法得到确切答案，但人依然意识到了他所处的世界以及其上的精神世界的存在，并通过理论思辨将自身提高到世界的本原本身。对世界的发现最终是对人自身的发现，人的人性开始觉醒：

“特殊的人性被束缚和藏匿在人的躯体之内，它被本能所羁绊只能朦胧地意识到自己。它渴望解放与拯救，它向着理念飞升，它平心静气地顺从，它全神贯注地反思，它了解作为大我的自身和世界，它体验‘涅槃’，它与‘道’相一致，它服从上帝的意志。在此过程中，它已经能在此岸世界获得解救。这些信念和教义虽然途径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人能够仅仅独自一人踩出这些途径，他通过在存在整体内不断地意识到自己而超越自己。他可能放弃一切尘世财物，避居荒漠、森林或山岭，作为隐士而发现孤寂的创造力，然后也可能作为智者、贤哲和先知而重新入世。在轴心期，首次出现了后来所谓的理智和个性。”

人性整体在“轴心时代”进行了飞跃：人首先从神话中将自己解放出来，即从人的存在作为神秘化的自然的附属物，被神秘化的自然所定义的精神状态中解放出来，开始意识到自己不再仅仅是一种自然物，而是有独立的存在意义与价值的人，并追求这种意义与价值的实现。其次，人发现了世界的存在，发现了自己认识与改造的对象。人不再以一种神人同形同性的方式，将世界理解为自身，在人的自身的范畴内观察与体会世界，而是人作为认识主体将世界视作可理解可观察的客体，在世界自身的范畴中去认识世界的本原与规律性。人性的活动从局限于人自身扩大到人对世界的面对上，人性的能动方面得到了增强。其三，人在精神世界的自由与天马行空更是赋予了人性以神性。总之，人性整体在“轴心时代”的飞跃实际上是人开始意识到自身作为人的独特存在。在精神层面上，这体现为一种人本思想或者说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人类历史不如说是人类文明在时间维度上的体现，甚至可以说人类历史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人类文明精神的觉醒必然要在人类历史中得到体现。历史只有通过被记叙才得以实际存在，而记叙人类历史的通常是人本身。这意味着这种觉醒并不仅仅体现在人所记叙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中，更会在历史记叙本身中得到体现。需要注意的是，恰恰由于历史常常由人所记叙，它往往成为一种“当代史”，历史事件本身的精神风貌往往被当代的思想以一种歪曲的方式呈现出来。所以要考察一个时期的精神风貌，与其关注当时的历史事件，不如关注特定历史时期的记叙或表达，这也是本文认为《史记》和《历史》与后世记录它们当时历史的文献相比在研究当时的时代精神上参考价值更大的原因。《史记》与《历史》的思想史意义超过了其作为史料的意义。《史记》成书于约公元前86年，《历史》成书于约公元前425年。两者在成书时，其文明要么已经经历过人本思想的觉醒，要么正处在觉醒的高潮阶段。可以说两书均会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人本思想在其时代精神中的体现。同时，作为东西方史学的代表作品，两书也反映了古中国与古希腊两大文明各自的特征。本文意在通过回到《史记》与《历史》的文本中，分别展现当时古中国与古希腊人本思想觉醒的时代精神特征，并比较其异同，进而揭示两个文明在人本思想上的区别与联系 。

《史记》并未直接阐述一种人本思想，但其字里行间却无不体现出一种人文关怀。本文认为，《史记》的人本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史学体裁、历史观以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上，而根本表现为一种对人的历史使命的关怀。

首先，《史记》以纪人为主的纪传体体裁使《史记》关注个人的命运，以历史人物个人的命运呈现历史。史记分为十二本纪、二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作为主体的本纪、世家以及列传均以传人的方式进行书写，在帝王年代的框架下分别对历史上主政帝王、世袭王侯以及重要大臣和著名人物的生平、事迹与家世进行故事性记载。这使得《史记》中的历史不是一系列史实与事件的罗列或简单排序，而是以人为中心，用人的活动串联起历史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历史并不是外在于个人的进程，而是体现在历史人物个人的人生之中，是个人史的汇编。历史即为“人事”。

其次，这种以传人为主的史学体裁要求《史记》建立一种具有人本色彩的历史观，即历史是人的活动的产物，历史的因果要到人事的因果中寻找，这个意义上历史的“天意”就是“人意”。《史记》的历史观承自《春秋》，即兴亡成败、万物之散聚在于道义，“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而这种道义不外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秩序。《史记》认为，伦理秩序的遵循与否又在人行为的主观而不在天的客观，这意味着历史兴亡最终还要回到人事中考察。如谈及项羽“何兴之暴也”却“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史记》驳斥了“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的宿命论式的观点，而指出“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也就是其经营天下的根本方略的错误，是其败亡的根本原因。同样，在个人的成败上，《史记》也重视人主观上的性格、策略等人事的决定作用，如《淮阴侯列传》中韩信败于没有“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而是“天下已集，乃谋畔逆”，最终“夷灭宗族”，而范蠡意识到“久受尊名，不详”，与世不争，免于杀身之祸而“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同时，人物的活动也造就着历史的样貌，“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彊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史记》以人的活动解释历史的因果，关注人自身的行为对历史的影响，并认为历史的走向是受人的主观意志影响的。

再者，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人物的取舍以及评价也鲜明地展现了了史记中的人本思想，这体现为他对人之为人的独特价值的体察。《史记》作为私人修撰的纪传体史书，只能从五代至汉朝浩若星辰的历史人物中撷取寥寥百余人展现三千余年的时代风貌，其中必然蕴含了司马迁个人的好恶，也即他对人的价值的独特看法。司马迁的《史记》并没有拘泥于为帝王将相作家史，对其功过得失作政治上或伦理上的批判，而是更多从当时复杂的社会历史现实出发，尽力呈现社会的全貌，在此基础上对人做出评判。因此《史记》既有《刺客列传》《货殖列传》《滑稽列传》等记载正统史学中作为“配角”的人物的事迹的历史，也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等关于少数民族人物的记载，还有《项羽本纪》《淮阴侯列传》《魏豹彭越列传》等历史上的“失败者”同时也是封建正统统治者的敌对者的生平事迹的记载。司马迁并没有将这些历史人物去人格化，成为历史的背景或者胜利者的反提，而是同记载正统人物一样详细记载了他们的生平，将他们作为有血有肉的人进行褒贬，将他们的人格与正统史书上的人物提升到了同一高度。而司马迁对人物的评价也没有完全遵照统治者的标准，而是自行构建了一套评价体系。他对世家人物的评价标准是“忠信行道，以奉主上”，对列传人物的评价标准则是“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於天下”，世家人物作为统治者或者依附侍奉统治者的人物尚需在服务统治者上体现自己的价值，但相对来说地位更低贱却也更自由的列传人物，司马迁却认为他们有独有的价值，如立《货殖列传》是因为“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立《佞幸列传》是因为“夫事人君能说主耳目，和主颜色，而获亲近，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立《游侠列传》是因为游侠“救人於戹，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立《滑稽列传》是因为“不流世俗，不争埶利，上下无所凝滞，人莫之害，以道之用。”。这些人物并不一定在服务封建统治，在所谓匡正礼义，明正德行上有什么作为，甚至部分人的行为还是与封建统治相冲突的。但司马迁也认为他们具有历史价值，因为这些人做到了“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也就是实现了自身独有的价值。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认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人之所以作恶或者为善，最终是为了求取财富，而不是某种道德律的要求。这意味着司马迁认为人并没有为某种高于人的力量所支配，决定人的最终还是自己作为个人所具有的独特价值。

这种对支配个人的超我力量的取消反映的是《史记》对人的历史主体地位的强调与对人如何安身立命，即人的使命的关切。《史记》认为传人记史的根本目的首先是像《春秋》那样辨明是非，“拨乱世反之正”，但司马迁撰史时已值汉武盛世，已没有春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的需要，在“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时，采善贬恶，为世人立命似乎也无从说起。但司马迁认为，即使刺讥讽喻已无必要，有责任感的史学家也不能“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而要通过“述故事，整齐其世传”，以呈现历史人物人生经历的方式来为世人寻求安身立命之本。从本质上说，这就是从人的历史主体地位出发，关注人应该做什么，强调人只有实现自己的独特价值，即实现了自己的事功，才称得上是有意义的一生，而这种事功的实现又有赖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甚至可以超越君臣纲纪的要求。因此在评论魏豹、彭越时，司马迁认为：“（魏豹、彭越）怀畔逆之意，乃败，不死而虏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无异故，智略绝人，独患无身耳。得摄尺寸之柄，其云蒸龙变，欲有所会其度，以故幽囚不辞云。”司马迁是不认同这种坐失时机的人生的，人生应当去追求自己的使命。司马迁将撰写《史记》视作自己的使命，也是自己生命的独特价值所在，“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司马迁则认为自己的价值与使命将体现在撰写史书上，为此他甚至可以忍受身体的残损。人作为历史的主体应往何处去？这种对人的使命的关怀构成了《史记》中人本思想的形体。

与《史记》不同，《历史》采用了历史叙事体的体裁，它基于希罗多德对地中海东岸世界的考察，以波斯帝国的崛起及其对希腊城邦的侵略为历史主线，将地中海东岸世界各民族的人物、历史、风俗与社会生活等历史材料有逻辑的整合到一起。

历史叙事体使《历史》的人-史关系不同于《史记》。对于《历史》，不是历史体现在人物的活动中，而是人物生活在历史进程中。不是人的活动构成了历史，而是历史形塑了人的活动。居鲁士、冈比西斯、伪斯美尔迪斯、大流士以及薛西斯五位波斯统治者的人物活动均服务于对波斯兴亡的历史进程，而其余诸如克洛伊索斯由国君沦为阶下囚、波里克拉底征战四方所向披靡却被谋害而惨死，人的种种活动也仿佛置身于一种无法摆脱的宿命之中，而神明往往是“善妒”的，不管人如何努力，他们也无法摆脱败亡的命运。历史在这里就是命运在过去的代言，是外在于人并且是高于人的，这与强调人塑造历史、高于历史的《史记》是相区别的。

个人生命体现在历史之中的状态揭示了《历史》强调命运的历史观。尽管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同样强调客观因素，但客观的一切却并不一定为人所操纵，而是受制于冥冥之中的命运。希罗多德的《历史》与其说是“保存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使之不至于随时光流逝而被人淡忘”，不如说是希罗多德意识到了命运变化的无常，功业的转瞬即逝，命运是《历史》中的一个鲜明的主题。命运的因果是外在于人的而属于神的，个人不能对自己的命运负责。克洛伊索斯因其五代祖巨基斯的罪过受罚，由君王沦为阶下囚，又因冥冥中的神意两次三番逃脱厄运。普萨麦提库斯先是因意外遭到废黜，却又在神意的指引下成为埃及唯一的统治者。米开林努斯施行仁政却接连遭到不幸，而他的先王齐奥普斯和凯福仁寡廉鲜耻穷奢极欲，却得到了善终。而命运往往是善妒的，总在人生命的巅峰予以打击，给他们悲剧性的结局。克洛伊索斯在自以为最幸福时却受到梭伦的警告“神袛常常给人一个幸福的幻影，随后就把他推向毁灭的深渊”，而后他的悲惨命运得到应验。阿玛西斯在波里克拉底战无不胜时警告他“没有人一生是万事遂顺的，它最后总是要遇到灾难，结果是一败涂地”。在波里克拉底事事走运到自己故意丢弃的指环也能找回来，阿玛西斯却认为这样的人“必定是要遭遇灾祸的”，事后果然应验。而《历史》的主线，也即波斯的兴起与败退何尝不是其功业盛极转衰，命运无常的体现呢？而人是注定受命运摆布的，并且无力反抗命运。面对梦中居鲁士取代自己的预兆，阿尔斯基泰亚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图谋暗中杀死居鲁士却最终被居鲁士打败。而冈比西斯甚至已经杀死了自己的亲兄弟斯美尔迪斯，但命运还是以伪斯美尔迪斯登基的方式得到了应验，以至冈比西斯在临终时痛哭流涕：“无论你怎么去做，任何人都是不可能扭转行将来临的命运的。”希罗多德的命运是“多”与“一”的统一，它既是复杂变易的不可测的“多”，也是盛极必衰宿命性的“一”，而人则在这种变易与宿命中生存。在命运的作弄下，《历史》中的人物往往带有一种悲剧性。

虽然在《历史》中，人的一生不过是命运作弄下的悲剧，但受命运支配并不代表人完全屈从于命运。希罗多德强调历史中命运的必然性，但他并没有把历史描绘成神及其意志的活动，历史仍然是人的活动。在不可违逆的命运的支配下，人的主动性并没有被取消。

在命运的“多”和“一”之间，人仍然有选择自己存在方式的空间，这也是强调命运的《历史》为作为主体的人留下的空间，人用自己在命运中自由的栖居书写着人的历史。米开林努斯接到自己余命六年的神谕后，选择彻夜作乐，以此将自己享受幸福的时光延长为了十二年“他这样做是打算用把白天转变成黑夜的办法，把他的6年变为12年，从而证明神谕是错误的”。历史就是由不可违逆的命运和人在其中的挣扎构成的。在《历史》的主线中，也即波斯对其他民族的侵略征服中，波斯对被侵略的诸民族而言难道不也是象征着一种无法反抗的命运吗？而面对强大的命运的操纵，希罗多德关注的是身处其中的人的应对。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面对波斯大军压境选择以寡敌众坚守关隘而光荣战死，而历史中的命运固然是无法违逆的，但人有选择如何在其中栖居的自由，正是人的栖居构成了人生命的意义，使历史体现出人的一面。实际上，关注命运中人的栖居仍然是在生命的可能性被命运否定之后对人仍然能实现与应该实现的价值的关注。希罗多德对人的关照不是关注人如何创造历史，而是关注人在与必然的命运的冲突中谱写的历史的悲剧。历史仍然是命运之下的人的主动的生活写就的，希罗多德的《历史》仍然是对人应该如何在命运中存在的关照，而人在命运中的自由栖居而不是迁就构成了《历史》中的人本思想。

人本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人存在的独特性的强调， 也就是对人的独特价值与意义的强调。《史记》与《历史》尽管在细节上有些许差异，但对人的关注与强调是相同的。两者都把人类活动作为历史的主要内容，并且对人的独特性有所体察。《史记》认为个人作为历史的主体有独立的价值与评判标准，而《历史》则关注人如何面对无法违抗的命运，本质上也是在对人的价值实现的探索。两者均体现了一种对人之人所独有的价值与意义的体察与探寻。

其次，《史记》与《历史》均体现了人的历史意识，即人不再将历史视作事件的简单排列，而是将历史赋予一种意义。历史被人有意识的组织起来，从而成为了人的意识的体现。无论是《史记》还是《历史》，它们都含有作者的价值判断。而历史被有意识的组织恰好是人们有意识地认识历史的前提。人在对历史进行有意识的认识的过程中意识到自己正在意识，而从自己的意识中人们对自身进行认识。有意识的认识历史代表着人们有意识地认识到外界，进而也意识到自己与外界之间的差异，意识到作为认识主体的自己是与作为认识对象的外界是有本质差异的，这也是一种人本思想觉醒的体现。

尽管《史记》与《历史》均表现出“轴心时代”世界范围内不同文明几乎是同步的人类文明精神的觉醒，但作为中西方史学的代表作，两者还是具有相当明显的差异，并且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些差异反映了一定时期东西方文明的不同特征。

《史记》与《历史》最核心的区别就在于历史中人物状态的不同。《史记》认为人应当发挥这种主体地位去实现自己独有的价值，这是基于《史记》对人的历史主体地位的赋予的。《史记》认为历史进程是人的活动的结果，人有能力主宰自己的命运，这种观念首先与司马迁所受的儒家思想的熏陶相关，其次，也与秦末变局带来的平民将相大量涌现的社会变化有关，封建社会逐步确立带来的原有名分等级颠覆的事实在极大解放了人同时也对重新确立秩序，为人的价值重新树立规范提出了要求。这时《史记》强调人的历史主体地位以及自我价值实现中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就成为了一种时代的必然。《史记》中的人本思想体现为人的本性的外化，这与司马迁所处的汉武盛世开放包容并且流动性强的社会环境是相关的，并且折射出了东方关注现世与实际事功的文明特征。

《历史》中的人物则被置于完全无法反抗命运的境地之中。希罗多德尤其强调命运的决定作用，这与希腊诸城邦并非一个统一国家，而是一系列松散的自治共同体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希腊诸城邦要么处于内部战争的边缘，要么面临着强大外敌的威胁（《历史》中的希腊正是处于这种状态之中），更何况现实中更是已经发生过波斯入侵这样的创伤事件，造成许多繁盛的城邦的毁灭与国君的陨落，这不免让命运无常的观念深深植入希腊人的精神之中。而一度强盛的波斯也不免败亡的命运更让希腊人相信盛极必衰，神明善妒的道理。但在希腊人的观念里人毕竟不是完全屈从命运的，人仍然有自己的空间。希腊人强调命运，实际上是通过这样无法违抗的命运表达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这是与希腊乃至西方世界通过关注外界来反观人自身的哲学传统是一以贯之的。与其说希罗多德关注不可违抗的命运的“一”，不如说他是在通过永恒的命运关注命运之中人存在方式的“多”。《历史》中，梭伦就曾描述了在人必然终结的宿命中三种可以称为幸福的存在状态。《历史》的人本思想最终体现为对自身的存在状态的关怀与反思，关注在必然的命运中人应该怎样存在，这与西方重视思辨的哲学传统是分不开的。

无论是《史记》还是《历史》，都体现出了特定文明下对人的共同关怀。这种人本思想体现为意识到人自身的存在。《史记》关注的是人自身的活动与成就，这在历史之中表现为对自身使命的关注，而《历史》则注意到人面对外界仍然有力所不及之处，而面对这种无法更改的命运，人应该选择怎样的存在方式？《史记》与《历史》中人本思想的两大主题，给予了我们关怀人类自身的不同视角。

参考资料：

（1）[德]卡尔·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2）（西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姜忠喆主编《二十四史》第五册，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

（3）（西汉）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李建中主编：《人文社科经典导引》，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4）（西汉）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韩兆琦译注《史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

（5）（西汉）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顾晓明主编：《史记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

（6）（西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姜忠喆主编《二十四史》第五册，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

（7）（西汉）司马迁《史记·魏豹彭越列传》，姜忠喆主编《二十四史》第四册，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

（8）[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徐松岩译注，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