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班研讨 |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浅析“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的意义与内涵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浅析“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的意义与内涵

我的发言将围绕《论语.泰伯》篇第10章，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展开，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解词释义；（2）粗谈前一句；（3）分析后一句；（4）合于中庸。

字面上，要理解这些文字并不困难，“疾”即厌恶，“已甚”则指过分的程度，但争议之处即在对“人”的解释上。有人认为这里的“人”仅仅指与“民”相对的有地位有财富的统治者，但这样的理解明显是偏狭的：有教无类、眼光向下正是孔子的一贯选择，单单为在上位者考虑而不将道德原则推广到普通大众，既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求，恐怕也会辜负了孔老夫子的一片苦心。总之，抱着敬畏的态度、使用创造性转换的方法，我们决定采用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中的翻译：“以勇敢自喜却厌恶贫困，是一种祸害。对于不仁的人，痛恨太甚，也是一种祸害。”

先看前一句，“好勇疾贫，乱也。”勇是什么？就是像我这样普通的人也勇于上台发言。贫又是什么呢？就是“世界那么大，却无我的容身之所”。对于前一种人，我们通常会怎么评价？勇气可嘉！而对于“贫”,如果我们自己正陷入其中，定会想方设法地摆脱它；如果在我们身边有人一贫如洗，我们大抵会萌生出一种自然的同情心，起码不愿意再加害他们。孔夫子与我们的看法大体一致，他讲“仁者必有勇”“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故“乱也”的关键在于“好”与“疾”这两个词上，这两个词可谓是四两拨千斤。好勇使人为勇而勇，无所不用其极；疾贫之人为了去除贫困不计成本、不计后果。勇者不惧，试想，一个什么都不怕的人若收敛财富，他会做出怎样的行动。水浒传里残暴的绿林，杀人不眨眼；现代社会里的劫匪、小偷，不都是这么产生的吗？“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君子亦有所恶，恶勇而无礼者”，之所以会“乱也”，不是因为勇的品质和脱贫的追求，而是因为人们在凭借勇获取富的过程中，常常做出“不以其道而得之”的行为，有意无意地逾越了“隐密的边界”，达到了伤害他人，破坏社会和谐的境地和程度。

再看后一句，“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不仁之人就包括“好勇疾贫”之人，不过“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就连颜渊，也仅“三月不违仁”而已，故不仁的人要占社会中的绝大多数。按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的标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来比照，我就不是一个仁人。

所以，不仁者是普遍的，他们就在我们身边，稍有不慎，我们自己也会变成他们。不仁者不能仅指小人，也应该包括我们这样的好仁者，包括普通民众，但无论如何，不仁之人都不能说是君子。不仁者或多或少的都在道德上有所缺陷，没有达到全德的境界。那么，对于这样的不仁的人，或者说对于我们时常见到的每一个具体的人，我们是否要采取“痛恨太甚”的态度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第一、处理道德问题，要不要有“疾”这种情绪？在高教社出版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道德评价是道德调节的主要形式，人们的内心信念是道德调节赖以发挥作用的力量”。可见，道德离不开情感。事实上，“能近取譬，可为仁之方也矣”，而绝己之欲，则不能通天下之志，非所以为仁也。道德机制若要发挥作用，要求推己及人，即允许个人真性情的自由，这也就是孔子所倡导的直——“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所以，我们需要“疾”这种情绪的产生。

第二、如果要有“疾”，该谁去“疾”不仁之人，或者说，“疾”这个动作的施动者是谁。由上可知，“疾”作为一种情感力量，按理来说应该是自己“疾”自己，反省，愧疚，悔悟才对。即通过自律的手段，以仁的美德提供一种非功利性的动机。但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不仁之人虽说并不都为小人，但推卸责任，在道德上不思进取的也不是少数，单靠自律是行不通的。就像一个闭卷考试的考场，如果去掉监控，去掉监考老师，去掉旁人的鄙夷，谁敢保证它不会变成开卷考试呢？今天他公交车不让座，我讨厌他；明天你买菜的时候偷偷少给钱，我鄙视你；后天我没有帮朋友拎东西，你嘀咕：“这人怎么这么自私，这么不讲义气”。故他律的手段也是要必要的。正所谓当仁不让，仁既是权利，也是义务。从语法的角度来看，“不仁之人，疾之已甚”情感行动的发出者也正是与不仁的人相对的他人。

综上两点，既然仁是德性，那么就需要疾；既然针对的是不仁的人，那么就需要他人疾之。即，对于不仁的人，可以并应当厌恶。可这似乎有悖于我们刚才的常识？矛盾的焦点在于“已甚”，人若本性不仁，若疾恶太甚，亦使为乱也，俗话说狗急跳墙，指的便是这种情况。不过事实真的就这么简单吗？

一战之后，签订《凡尔赛条约》的战胜国“骄而不泰”，漫天要价，在当时可以说是不仁了。德意志作为被严重削弱的战败国，逐渐萌发出了以占取生存空间为代表的侵略扩张思想，之后纳粹德国步步紧逼，主动宣战，无比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便是在这种复仇主义情绪的影响下展开了。在这个例子中，并不是英法等所谓不仁者“狗急跳墙”，反而是句中隐藏的主语——“疾”的发出者德国是罪魁祸首。这启示我们“疾”作为一种情感力量，往往也具有反作用力。这种作用力导致的对方剧烈反应，与反作用力导致的自身盲目冲动乃至残暴，都可能引发强烈的冲突或混乱，进而颠覆了道德本身存在的目的——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热不能生冷，干燥不能产生湿气，“疾之已甚”作为一种劝人以德的手段显然是不成功的，它自己也已陷入了道德的对立面，丧失了存在的意义。过犹不及，欲速则不达，都是这样的手段与目的间的矛盾的结果。

谈到这里，第一句与第二句之间的联系终于明了。两者是内容上的递进，启示则均为宽容。但什么程度叫“已甚”、叫“好”、叫“疾”？我们常常提起一个概念——中庸。但我们也常常说：“我们懂得很多道理，但就是过不好这一生。”原因恐怕就在于不能清晰地把握这种程度，甚至误以为中庸就是折中，成为了首鼠两端的骑墙派。实际上，面对“疾之已甚”的困局，孔子并非坐以待毙，而已经运用中庸之道为仁德建立了稳固的城墙。在这一中庸体系当中，不是用“不疾”，“容忍”来与“疾”相对,而是把包括“疾”在内的性情——“直”与“礼”相对应。他鲜明地指出“直而无礼则绞”，“克己复礼为仁”，用礼来限制“疾”的流露。而古时所谈的礼，兼指一切风俗习惯，政治社会制度，故言礼即注重社会规范对个人的制裁。

因此提倡中庸，并不意味着要在“疾”与“不疾”中纠结、和稀泥、作假，最终巧言令色而毫无作为；而是要求合礼地流露人的真性情。在这样一场拉力赛中，如果质胜文，则野，即质朴的情绪胜过礼制的约束，必也狂狷乎；假若文胜质，则史，即外界的规范胜过个人的真情，乡愿德之贼。

所谓中庸之道，大概都表现于其中：随和而不随波逐流、自爱而不贪生失节、快乐而不没有节制;所谓中庸之行，大抵都根源于其间：感性与理性、个人与社会、释放与约束。孔子理想中能劝人以德、“疾之有度”的“君子”，正是做到这样能以真性情行礼的人。

所以孔子说：文质彬彬，方为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