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论文 | “士魂”之义与“商才”之利——对《论语》与《国富论》中义利观的思考

“士魂”之义与“商才”之利——对《论语》与《国富论》中义利观的思考

摘 要：

在当今的社会背景下，如果人们想要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既需要理性选择和利益追求的“商才”，也需要贯彻重义之道德价值的“士魂”。本文从经典《论语》和《国富论》出发，通过探讨其中的“义”“利”之观的思想碰撞之处和有机融合之路，思考“士魂”和“商才”的有机结合内涵以及其对个人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关键词：士魂；商才；义与利

“士魂”与“商才”分别作为一种特质，其内涵可以追溯到截然不同却能在碰撞出创造融合的火花的两部中西方经典——《论语》和《国富论》。在《论语》中，孔子提出了一套完整的道德体系：“仁”，作为一种公益的思想，按其要求判定人道，即为“义”。孔子对于“义”“道”更多是基于朝廷背景下的思量，君子不器，不囿于一技之长，不只求发财致富，不辱使命，重“义”，此乃“士魂”。而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基于经济发展背景下思考个人之“利”，他认为个体的卓越并不会同其所在的社会产生张力，而恰恰相反，个体通过商贸活动追求其自我利益时，社会才被推动者趋向于更多的财富。于是，“利益”与“理性”成为其思想的核心，此核心可理解为“商才”。而在当今政治经济飞速发展的现代文明社会中，想要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受人敬仰爱戴之人，“士魂”与“商才”的两项特质缺一不可。

一、价值维度：士魂之“义”与商才之“利”

《论语》中，孔子主张“仁”“德”“义”等道德价值的同时，提倡君子关爱他人，心系社会，富民惠民。孔子认为以“仁义”走天下，方才能把贡献社会与实现人生价值结合贯通，即为“士魂”之“义”。从《论语》的内涵细细分析去，士魂之“义”可分成二个层面，其一为义利选择之根本标尺。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认为，君子思考的是言行是否合大义，小人思虑的是否合自己的利益。这从根本上阐述了孔子关于利义的观点：义与利是我们判定一个小人和君子的一个基本标尺。此“义”为大义，指人们不仅要关注自己的发展，还要关注身旁人，关注动态的社会利益需求。其二为士人之“义”的高级追求。子曰：“君子之于天下，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孔子之意为：君子对于天下的人和事，没有什么厚薄亲疏，也没有什么一定行与不行，只是按照道义去做。所谓人之有私，无非利益与个人情感，这里的含义就是自我意识。而孔子认为上位者手握公权力，容易以权谋私，因此应该超越自我，不以利害治国修身，要做到尽心为公，大公无私。这里的“上位者”在这样的当今社会,可以理解为具有一定的政治能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扮演重要的社会价值领导角色的人,他们更需要理解为心系人民的福祉和维护国家的利益,且为其放弃自己的私利。这一层次的“义”不局限于义利的选择之分，而是指为了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达到“大义”的境界，这是对“义”的更高责任要求。

而《国富论》中的"利"指的是一种经过理性自由选择的社会经济结果。斯密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机制下,一个人社会经济行为的基本动机主要是目的在于利己,求得自己的社会经济利益。这种利己的心理本身就是推动人类一切社会经济活动和行为的重要推动力。如何在市场“看不见的手”之中保持理性，正确算计决策，以获得利润，则需要“商才”之特质。无论何人，若只有“士魂”而没有“商才”，便不能在经济上立于不败之地。

二、人性的洞见与“利”的出口

亚当斯密强调的“利益”，并非是出于“恶”的绝对个人私利，而是置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下的合理正当个人诉求。然而生活中人们往往谈”利“色变，在无形中给利益蒙上一层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二元对立色彩。亚当斯密并非鼓吹私利心，而是认为人们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可以满足合理的自我诉求，只有这样，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被置身于其中的人可以“各司其职”的被调动起来，如此社会利益才更有效率，经济发展才更有原动力。由此反思到我国的战国时期的思想著作，我们发现其实孔子也并非要求人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欲望，他回答子张”何如斯可以从政矣？”之问时便提及“五美”，其三便为“欲而不贪”，人在生活中可以一定会有强烈的欲望,但要学会拒绝贪婪。这个陈述非常客观,观点也符合人性的本质。孔子认为一个人在生活中是一定会有强烈欲望的,关键是看你的仁爱和欲望要将你的心引向何方,如果用你的仁爱引路,将欲望的心引入“义”“道”的这条大路上去,方可谓求仁得仁,欲望需要的是仁爱的引导,而不是暴力的压制。

综其所述，亚当斯密和孔子并非在义与利的问题上产生二元对立的，相悖的价值观，而是皆对人性有深刻的洞见和了解，并为人的“利益”寻求一个出口和转化方向。我们都是存活于这世界上，谋求基本的生活和更高层次幸福的人，生而为人即有对“利”的追求，而二者皆为“利”寻找一个出口。世间万物并行不悖，不断相互转化。孔子将“利”引向仁义之路，将“义”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士魂”的力量，尽心为公，以实现国家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而亚当将人的“利益”引向了人们生活需要和经济发展中的合理诉求这个出口，以追求财富的创造和国家的富裕。二者皆由对人性的洞见通往探索社会进步的道路。如此，士魂以商才为引，商才以士魂为本。“士魂”之内涵在如今不仅用于仕途上，更是在市场领域内化为一种道德准测。“商才”不仅用于算计利益，更是与“士魂”结合以谋求更高层次的经济社会地位，承担更高的责任。

三、士魂之“义”与商才之“利”的有机结合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经典中引发开来，纵横捭阖，畅谈其精神，方能使古人之智慧内涵为今所用。在当今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政治与经济紧密相连，追求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不再是被割裂的，所以，我们该如何把“士魂”和“商才”深度融合，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其一，让“仁”与“义”成为理性选择的结果，而非被强制下的虚伪的仁义。子日:“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他教导我们没有仁德就可能会让自己身陷囹圄，也不可能长久地处在安乐之中。仁者之仁出自其本心，所以他们安仁;智者理性，所以懂得如何运用仁。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库特认为“人们会内化一定的经济规则，令他们更加真实可靠，以便为未来创造更多与他人合作的机会”。其实人们内化的不仅仅是经济规则，由于聪明的人懂得理性选择的对象并不只是市场经济规则，所以他们也会主动选择内化“义”的内涵，把古人之“士魂”和“义”的内涵转化为今天的社会责任感与利他心，如此才积攒了深厚的人格魅力。没有道德的商才，即是谎话连篇，投机取巧，浮夸，欺上瞒下的小聪明，绝对称不上真正的商才。

其二，以道义作桥梁，收获信任，积攒更多的社会资本，才能更好地为经济开路。子曰：“恭宽信敏惠。信则人任焉。”其意为谁有信用，则会得到更多的运用。经济知识和才能固然重要，但信用和人品却永远是人格的基石。学者汤普森曾提出“道义经济”概念，它用来意指那些特别关注经济发展的规则，比如说“关于什么经济行为，在道义上是合适的”观念。经济领域中有关什么是合适的观念里一般是道德原则在起作用，而不仅仅是市场规则。当这些道德原则被破坏时，人们会以情感性的方式作出回应，而不一定是自利的方式。所以那些只谋取利益而罔顾“义”的人，意味着把自己置身于社会之外。而重“义”之人才会建立起与他人的信任。只有在完全自有的信任中，另外一个人的利益才会真正的融入你的利益，如此才能真正搭建起自己的社会关系和经济网络,建立起自己融入社会的资本,，从而更好地实现经济目标，为社会创造财富。

四、结语

穿越《论语》和《国富论》两部经典的文化内涵，再回首时，蓦然发现，这充满“义”与“利”的世界又发生了许多变化，社会更加文明，政治经济紧密地相融合。而自万古观之，如果我们可以从经典中领悟智慧而转化贯通，那是对先贤文化血脉的内涵的发展；倘若我们偏执一端，一味批判着他们，甚至用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来分割对立他们的学说，便是误了这份责任。读《论语》，重“商才”，要求我们在商业滚滚洪流中，保持理性的清醒，不仅贯彻市场算计之价值，也要贯彻市场的道德义务价值；读《国富论》，重“士魂”，要求我们坚守义务伦理的道德原则，内化责任感，正义与公平，精通于处世之道，方才能在精神世界里屹立于不败之地。士魂以商才为引，商才以士魂为本，君子方可走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