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论文 | 试论中西早期史学中探因精神的持守及其现代进路 ———从《史记》与《历史》谈起

摘  要：

早期史学中的探因精神内蕴着实事求是、追根溯源的两大朴素逻辑。在将早期中西社会人文环境要素进行内化的历程中，司马迁与希罗多德通过创作中西早期史学范畴内的两大不朽之作，使得探因精神的朴素形态得以建构。而对探因精神在早期史学经典中的发生、持守进行初步论析，将助益于今日之通识教育中对变革力量的合理把控与对从实路线的显明内置。探因精神在早期史学中集中地表征为对历史研究从虚性质的形式逻辑的修缮，但在被现代性规约普适化处理的同时，亦面临着时代的“包围”。因此在所有个体自觉地打破时代规约遗留的现实实践中，使探因精神的在更宏阔的范围内发挥向上意义，具有十分关键的价值意涵。

关键词：探因精神；环境因子内化：中西早期史学；现代性

回望漫长的古代史学史，中西史学家代际传承的使命追寻既表征为或宏阔或精微的史实叙事，亦内涵为或自觉或自发的充盈精神。而早已得到确证的是，中西早期史学家对历史史实内在因果的科学解答，正是在厘清现实稳态下主观认识边界、构析现存事物内在机制的基本前提下，凭借对史学琐碎材料的逻辑性探索和洞见性研判达成的。而此等方式背后的精神意涵支撑，正是在漫长历史中日渐成型的探因精神。在秉持此等孕育着实事求是、追根溯源两大基本逻辑的精神基源之上，中西早期史学家实现了对史实叙述的逻辑性、体系性把控与再建构，从而达成了对早期史实记录的有效转化，亦达成了对史学家自身价值理念的话语诉明。质言之，对探因精神的持守正是早期史学家们在史学创作中尤为关键的意识性支撑，也是使得早期史学著作发挥近于自发的“传道”的功能的有效通路。由此，以司马迁的《史记》与希罗多德的《历史》为抓手，探讨中西早期史学中对探因精神的持守逻辑，从而厘定这种蕴含在史学文本之中的探因精神对于今日我们何以博雅、何以成人的深厚意涵，是一种现实的、具体的应然。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性文本的基本关切，是对个体与群体、实存与精神、本质与现象的价值研判。作为在中华文明早期史学中有里程碑式之地位的史学家，司马迁对这一基本关切的早期建构是不容忽视的。

在汉初儒学复兴的背景下，司马迁无疑承担着传承道统、著史以为世鉴的使命。他在《太史公自序》中如此写道：“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1]。由此可见，与儒学入世价值体系相合相融的司马迁，在其著述中必然不会停留在仅仅是琐碎罗列、平铺直叙的自发阶段，而是有着将其“传道”的主观烙印深刻在其史学创作中的价值指向。而价值与逻辑的内在统一始终是任何学科不可绕过的命题，因此欲图达到这一目的，司马迁必然择取对史实内在线索与本质动因进行探源的基本方式。

而在这篇自序中，我们亦可发见司马迁自身探因精神得以构建的另一大因子，在汉初社会安定、经济复苏的有利环境下，他得以“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2]史学世家的出身为司马迁涵育完备的史学思维与优越的文化素养奠定了物质基础，而在长期的实地探考中，司马迁非自觉地养成了实证精神与逻辑判断能力。以上，皆成为其在《史记》得以贯彻探因精神的重要致因。

我们将视野放在公元前五世纪的西方，希罗多德史学创作中环境因子的作用方式与司马迁颇为相似。在古希腊的古典时代，哲学的理性光辉使得希腊大多数城邦充斥着求知求实的氛围。而部分城邦民主政治的超前涌现、东方国家势力的崛起扩张，使生活在希腊的人们在走进“世界”中形成了广域的视野和灵动的认知。同时，持久的神学传统，亦使神人同形同体的“形而下”的内核在希腊人心中深植。于是，在荷马史诗的熏陶之下，希罗多德得以在探寻实证的方法中获取历史，在逻辑论证的视野中观察历史，在合乎信仰与理性之认知中思辨历史。同时，希罗多德亦秉守自己的使命担当。正是因为在长期学习和实地探访中涵养出的理性精神、城邦意识、文明观念，使得希罗多德希望在自己的著述中记载古典时代人们创造出的辉煌与遭受的困境，力图开拓全新的历史视野，构析历史事物结果的本质原因，从而为他的“世界”、之后的“世界”，建构有益的意识指向，贡献独特的意识力量，助益于人们找寻生命之因、价值所在的永恒历程。

由此，通过将此两部经典比较研究，走进两位早期历史学家的探因追求深处，足可发见，正是特定环境要素的内化造就了具有时代历史使命和实证逻辑意识的史学家风骨，也使两部里程碑式史学著作内蕴的探因精神得以形塑。

探因精神在早期史学著作中得以作用的两大进路，其一对史实材料内在联结进行客观性之把握，其二则是对史实材料及历史结果的性质进行带有深刻主观烙印的研判。前者在于对历史逻辑的审视应用，后者则多体现为现实逻辑的再阐释。而前者为后者奠基，后者使前者再塑型，两者相互交融，在史学在其本质力量（即多重思维力）的实现中完成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司马迁在《史记》中如此评述陈涉：“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3]在后世，对于陈涉的评价往往倾向于负面。陈涉出身低微却欲图一转而成“王侯将相”，最终他身死失败，并未亲身真正完成亡秦的“历史使命”，这是常人由各个时代场域中生成的经验出发而得出的结果判断，也成为后人评价陈涉的依据。而在此，司马迁却以一位专业著史者的身份对亡秦一事建构了更为审慎且富有创见的清晰认识：陈涉虽然已经死亡，但是在历史逻辑上，完成亡秦使命的却是他的后继，若无陈涉，仅凭理性假设而言，后续的一系列历史事件都将被改写，因为依照时人的历史观，所谓全然的必然性历史观并未得到全面普及。由此司马迁在词句间流露出了如此的意涵：正是陈涉的首次起事引联了全国反秦的浪潮，因而在亡秦之事业中陈涉功不可没。司马迁于此秉守了朴素的“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客观意识，他既将先人之仁人观念在史学创作中妥善安置，又以把握亡秦一事的历史追因，为陈涉形象的历史空间建构了一个更为妥适的判定：陈涉固然失败了，但功在千秋，不可忽视。

此等散发独特魅力的探因精神，亦同样地在希罗多德创作的《历史》中有所展现。在叙述雅典人在希波战争历程中的表现时，希罗多德写下了如此的一段话：

“雅典人就这样强大起来了，显而易见的是，自由是一件绝好的事情，这不只是从这一个例证中，而是从许多的例证中足以得到证明的。因为处于僭主统治下的雅典人，在军事方面丝毫不强于他们的任何邻人，但是一旦摆脱了僭主的桎梏，他们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佼佼者了。这些事实还表明，当人们受到压迫的时候，他们常常一败涂地，因为那些在为他们的主子效力；但是一旦他们获得了自由，人人就都渴望尽心竭力，争取有最好的表现。这就是其间雅典人的所作所为。”[4]

基于这段对雅典成败之因的鞭辟入里的论述，足可发见希罗多德在撰写《历史》这部兼具东西之意、凝练古今之神的划时代著作时，并不满足于将他多年来实地探访获取的史实资料加以简单堆砌，而是夹叙夹议，在许多精妙之处凭借对史实内在联结合理把控，一阵见血地指出历史事件背后的动因。雅典人面临着敌方压倒性的劣势仍然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胜果，对此若仅仅在军事指挥、武器装备、战场环境等碎片化视角中加以简单解读，则仍然难以具备其说服力。希罗多德对此则阐定了他独特的抽象性判断：摆脱了僭主统治架构的雅典城邦实现了将内蕴着集体意识、民主意识在文化理念上的融通，每一位公民皆是为集体、为自身而战，从而在战术、战法尚未体系化的时代爆发出了极大的战斗能量。希罗多德从自身期愿中的政见理念出发，采取了全新的文化与政治视角，进而为雅典的胜利提供了更加坚实有力的论述支撑。他在隐含的话语中传达了宏大的民主理想和自由愿景，从而于著述中实现了史实联结与质性研判的统一，深远影响了西方史学方法的发展建构历程。

应当阐定的是，基于对此两大史学经典著作开展回溯的现实契机可以发见，探因精神的实现进路，是个体以其现实历史地生成的认识能力，将琐碎支离的史实在极具客观性的形式中整合为联结有秩、互为因果的历史论述，这集中地表征为对历史研究从虚性质的形式逻辑修缮。在东西方史学模式与方法的建构尚在发轫阶段之时，这具体地表现为司马迁和希罗多德两位早期史学家顺应历史演进的基本脉络，采用了相似的思维方法与叙事逻辑，开展了有效的史实联结与质性研判，在不同的后轴心文明体系之下创造出了改变史学发展历程的精神成果。而在当今生产力跃升的时代，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工具与方式在从历史中走来、向未来而去的丰厚实践中完成了自我再规定，显现出前所未有的物质力量。而随着各文明的深入交融与知识的膨胀爆炸，探因精神在今日之世界得以于更加广域的思维范围、学科范围中展现出大大卓于昔日的生命力。时至今日，探因精神的内核已经生成深化我们在学习研究中的基本逻辑之一。

值得我们加之以敏锐思考力的是，在“时与人”凭借技术与组织的野蛮生长而达成前所未有的联结之时，探因精神于当今时代的普世性内化，并不意味着其发展历程的完结，反而使其陷入了一定境遇中的自我徘徊，个中的主要原因，应当是探因精神的规约性同质化和其正面价值指向的时而缺席。在现代性附属下的科学与技术对人类社会形成整体统摄之后，探因精神的在场成为广义上科学与日常思维的基本前提，深刻助益于现代人对变革力量的合理掌控与对从实路线的显明内置。然而随着同质技术的扩张，现代社会的复杂规约愈加内化为人类思想行为的“常识”，发轫于早期史学的探因精神的突破性力量亦在此等的“常识”化历程中被削弱。同样，囿于此等的“常识”化、“同质”化的演进趋势，探因精神的作用载体与生成场域已然前所未有地得到拓展，由此便有了演变为诸多“假恶丑”利益个体或集团所驱使的精神工具的可能，更易成为部分人进行非必要误读与非正面构想的思想之源。一言以蔽之，现代性在对探因精神进行普适化处理的同时，也构建了反向针对于探因精神本身的包围圈。

由此，在时代与个体的交汇之处，当代人（尤其是青年人）不仅仅应当使真实奋斗中的探因精神信仰化，亦应当使索骥历程中的向上性信仰转化为探因精神的前置加持，在打破现代性遗留在思维中的规约之条件下，探寻做出“真学术”与“正学术”的必然进路。如此，二位先贤在风霜历史之中为人类搏得的精微灵动与宏阔精神，方能于今日之现代停止徘徊、突破重围，在现代个体的现实实践中悍然奔袭至真理的彼岸。

注释：

[1].（西汉）司马迁：《史记》，韩兆琦译，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658页。

[2].（西汉）司马迁：《史记》，韩兆琦译，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649页。

[3].（西汉）司马迁：《史记》，韩兆琦译，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876页。

[4].[古希腊] 希罗多德：《历史》，徐松岩译注，上海出版社2018年版，第5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