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论文 | “仁性”与“理性”之析：理路、交互及共同生长

摘  要：人应有“仁性”，这是渗透在《论语》字里行间的儒家热望，人不可无“理性”，这是《国富论》中长篇累牍的经济分析所立足的价值主张。在知性的肢解下“仁性”与“理性”似乎势不两立。而紧密联系时代背景，对《论语》中的“仁性”与《国富论》中的“理性”进行理路剖析有助于走出单一视角。从具体到抽象，对两者背后的思维逻辑进行交互分析，探寻两者之间的隐形联结。从抽象到具体，在时代境域中建构共同的生长空间，以致兼收并蓄。

关键词：仁性；理性；理路；具体；抽象

“仁性”是《论语》的核心属性，一段段夫子与学生的对话围绕着“仁性”娓娓道来，“理性”是《国富论》的精神支撑，一章章经济学理的分析立足于“理性”铺陈展开。《论语》与《国富论》两相遥距，彼此之间是两千两百余年的光阴堆积和近万公里的地理阻隔，而“仁性”与“理性”也仿佛被这种时空的疏远感加持而看似两相对立以至于不可调和——一方扎根于东方热土，以谆谆善语引导我们借礼法和道德约束自身而达“仁爱”，求“仁性”，以“爱人”为先方可至和谐社会。一方放眼宏观社会图景，着力借助缜密逻辑中的层层剖析，在生活王国中舒展理论力量，将经济人的自利天性作为原点，传达给人们“自利以利他”的理性忠告。

但笔者认为，“仁性”与“理性”之间的远年交锋不过是知性支配下的浅层认知，若深入理解两者分属的时代背景，分别探析各自的逻辑进路和终极旨归，让“仁性”与“理性”在当代的境域中相逢，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真诚对话，以助我们走出简单视角，探寻跨越时空的隐性联结，让两大著作、两种思想之间少一分傲慢与偏见，多一分交融与相通，从而在二十一世纪的土壤上为“仁性”与“理性”赋予共同生长的空间，也为时下的我们切实地提供一种两大思想兼收并蓄的机会。

马克思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无论是“仁性”抑或是“理性”都是具体时空中人们“思维着的意识”[2]对社会现实的能动反映，离不开时代环境的影响与制约。想要从将“仁性”与“理性”视作简单对立的视角中走出，首先需要对两者的理论进路进行深入而全面的分析，而想要理解“仁性”与“理性”由逻辑起点、中间路径以及终极旨归等构成的理路进路，便不得不回归两者分处的时代进行思考。

（一）“仁性”的理论进路：立足春秋之殇的人文反思

“仁性”是《论语》毋庸置疑的思想旨归和核心属性，其中的“仁”是“爱人”，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横向视其理论框架，“仁性”既强调自我道德意识的约束与自律，又主张外在礼乐与等级尊卑的熏陶与引导。人人皆可是道德的践行主体，“仁性”的实践必须填充于生活的方方面面。纵向视其理论进路，“仁性”主张人人追求和保持一种高尚的道德状态，明尊卑，懂礼乐，“克己复礼”，从而最终使整个社会达到一种尊卑有序、礼乐肃穆，人与人之间敬睦友爱的理想状态。人人皆持仁爱之心、以“爱人”为先是得“仁性”的逻辑起点；而实践的养成、礼乐的熏陶、尊卑的约束、教育的引导则是“仁性”养成的中间路径；求“仁”得“仁”，社会得以和谐稳定，国泰民安则是“仁性”理念的终极旨归。

从理论进路的梳理过程中不难发现，孔子所谓的“爱人”是每个人“仁性”养成的逻辑起点和行为前提，要明晰此种逻辑何以诞生，便不得不落到孔子和《论语》所处的时代土壤进行分析。

首先，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其时，正是礼崩乐坏，诸侯纷争的春秋末期。诸侯们将“齐桓下拜受胙”的恭敬之心忘却脑后，抛礼法于市野，践仁义于脚下。彼时的春秋，国相争霸，尔虞我诈；朝秦暮楚，盟起盟灭；大夫夺邑，攻伐不止；臣子僭越，弑君夺权；父子睽目，不慈不孝。而孔子既是这样一个时代的亲历者，也毕其一生致力于做一个变革者。生逢乱世，他主张“克己复礼”，回归等级尊卑；他眼见道德滑坡和人人自利自保，于是为“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儒家主张奔走呼吁；他眼见诸侯国之间征伐四起，民不聊生，于是为了宣扬“治国以仁”走遍六国。每一种主张的背后，都是触目惊心的现实困境。

其次，“爱人”主张的提出也体现了经济环境对思想的规束。孔子生时，中国处在铁犁牛耕的小农经济桎梏之下，商品经济发展程度有限，自给自足逐渐成为经济生活的主旋律，分工和交换发展程度受农业社会所局限。绝大部分人口都只置身于三个维度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分别是“个人-亲缘”关系、“个人-乡里”关系以及“个人-国家”关系，人们较少以独立经济人的身份参与到商品市场关系之中。而在此种经济环境下，《国富论》中“自利以利他”的行进逻辑便难免成为一种超越时代实际的狂想与幻梦。

再次，“爱人”的提出也是对“事鬼神而不事人”思想的回应与突破。其主张人们将关注点和重点放在亲人、乡里等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中而非在鬼神虚幻里进行精神寄托，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决语让人的地位和对人自身的关注超过了所谓的鬼神祭事。其中所体现的人文关怀精神对孔子所处的时代来说无比珍贵，至今仍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所以说，通观“仁性”的理论进路，“爱人”作为其逻辑起点和核心行为不仅体现了体察社会困境和回应时代命题的使命责任，更体现了立足于时代背景的实事求是精神。

（二）“理性”的理论进路：跨越重商主义的思想飞跃

“理性”之于《国富论》，犹如水泥钢筋之于楼宇大厦，是《国富论》的精神支撑。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致密严谨的逻辑精妙诠释了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3]，用一以贯之的理性精神剖析了社会生活中毫不相干的经济主体们如何通过自利性的行为间接实现利他性的结果，最终达成繁荣社会的效能，不仅在经济人层面肯定了自利性行为的合理之处，为世俗生活中的自利心理祛除了羞耻感的面纱，更在国家和社会层面否定了重商主义[4]思想，开创经济自由主义的先河，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雏形。纵观其理论进路，可知其将经济人的自利天性作为理论逻辑的起点和基础，通过叙述自利行为带来的劳动分工、交换、分配等市场经济活动，并加以资本形成以及价格价值等要素的分析，最后得出较为完整的国民财富增长路径，阐释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经济的形成机理，承认经济人的自利天性经过市场机制的调节最终将带来经济繁荣是市场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理性，并且只有每个人都秉持理性，在理性引领下发挥自利天性，社会经济才能有条不紊地进入繁荣状态。而回溯其理论源流，探析亚当·斯密将经济人的自利天性作为经济繁荣的逻辑起点的缘由，也必须实事求是地立足于特定时空进行分析。

《国富论》发表于1776年，其时的英国，具备了较为稳定的宪政民主制度、激励和保护创新的系列体制机制、丰厚的资本原始积累、较为成熟手工工场产业等促进市场经济运行的优良要素，是工业革命洪流的起始端和发源地。但在《国富论》发表之前，英国国家层面的政治经济理论仍被重商主义思想把持和统治，政治权力仍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本进行索取和驾驭，权力资本化的政商逻辑日趋演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阻滞因素。由于此，亚当·斯密通过与魁奈等经济学家的理论交流以及对经济社会运行的深切体察，以经济人的自利天性为原点，以理性精神引导，按逻辑路线推进，透彻地阐明了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的调节与控制机能，对国家层面的经济思想实现了破旧立新式的变革。

透过以上分析与时代环境的考量，《国富论》中的“理性”背后是西方社会繁荣的商业文明，有飞速发展的生产力作为主要推动力，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机理之下的一次“改弦更张”，是历史车轮的滚滚驱动所致。

基于对“仁性”和“理性”在时代背景下的理论进路分析，我们已大致能在“逻辑起点-中间路径-终极旨归”的范式下对“仁性”与“理性”的理论进路完成梳理，知其源流，明其归宿。至此，我们也初步走出了将“仁性”与“理性”视作简单对立的视角，但若要进一步完成两者跨越时空的对话，探寻两者彼此之间的隐性联结，我们需要在比较的视野下对二者的逻辑交互进行更深一层、更进一步的分析。但由于两者时空遥距，一方根植于公元前的东方土壤，一方归属于十八世纪的西方社会，在具体的时代背景和地缘环境下进行两者的比较存在太多干扰项与混淆因子，因此需要采取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运用抽象力将“仁性”与“理性”中一部分无关的、边缘的、附属的、具体的因素抽象掉，以便在比较视野下的逻辑交互能够更客观科学地进行。

（一）“仁性”与“理性”的抽象本质

在《论语》和《国富论》中，“仁性”与“理性”的精神蕴涵于具象事例和丰富而多重的元素交叠之中，在进行了归纳与整理之后，两者的抽象本质的组成元素大致分为环境中的主体、养成路径以及理想状态三类。

《论语》以对话录的形式组成，多为孔子与其各弟子之间的对话，其中孔子的弟子们从士官到屠夫，从学者到白丁，职业林林总总，主体身份也多种多样，每个人都身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中。而因为修以成仁的目的是获得和谐敬睦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故可以在环境中的主体这一层面抽象为“社会关系中的人”。在养成路径层面，由于孔子秉持因材施教的理念，且弟子身份广泛，故修以成仁的路径自然有所差异，大致有实践的养成、礼乐的熏陶、尊卑的约束、教育的引导等并行路径。但总体来看，正如孔子所言，“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5]，“仁性”的养成路径并不具备譬如法律所具备的客观强制力，所有养成路径的逻辑走至终章都复归到了人的主观力量，故在养成路径这一层面上可以抽象为“主观能动性的约束”。在理想状态层面，《论语》中的论述更是丰富多样，比如有“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克己复礼为仁”、“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等等。透过如此多的具体阐述可知，《论语》中所谓“仁”的标准与判定实际上都指向了道德的评判，但是对世俗情境下的人提出了较高的门槛和要求，故在理想状态这一层面可以抽象为“高尚道德状态”。至此，我们初步抽象出了《论语》中“仁性”的本质，即为“在社会关系中的人凭借主观能动性的约束达到高尚的道德状态”。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向我们展示了从经济人的自利天性开始，衍生出分工、交换、分配等等经济环节，伴之以价格、价值、资本等经济要素的分析，最后导向市场经济的繁荣这一逻辑进程。在这一进程的分析中，“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机制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若采用抽象的方法，从书中手工工场、农业生产、谷物交换、制造业等等实例中走出，将分工、生产、交换、分配等经济元素抽离，把农民、手工业者、制造业工人等职业身份剔除，再辅以对市场机制的理解——客观经济规律，便可在环境中的主体层面抽象出“客观规律世界中的人”，在养成路径上抽象出“对客观规律的认知、顺应与利用”，在理想状态中抽象出“人在规律世界中的和谐状态”。由此整合可以得出《国富论》中“理性”的初步抽象本质为“人在客观规律世界中应通过对规律的认知、顺应与利用达到与规律和谐并处的状态”。

（二）“仁性”与“理性”抽象本质的逻辑交互

通过初步抽象我们得出，《论语》中“仁性”的抽象本质是“在社会关系中的人凭借主观能动性的约束达到高尚的道德状态”，《国富论》中“理性”的抽象本质是“人在客观规律世界中应通过对规律的认知、顺应与利用达到与规律和谐并处的状态”。

通过对初步的抽象本质的认知与解读，可以发现两者对人之为主体的要求是在两种环境、两套范式、两个维度之下的话语与逻辑，其实并不存在截然对立的状态，而应该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互格局。

一方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在一种社会共同认可的价值导向下对主体本身加以约束性建设，是对人的关怀与要求。另一方主张对规律世界进行客观科学的理解，身置于其中的人应该认知、顺应以及利用规律，强调的是在客观规律中的思考、权衡与抉择。在社会关系的网络中，我们对主观世界的约束无论从目的上，还是从路径上、评价标准上，都应该有“理性”的判断与原则——养成的路径若有科学性的支撑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道德的建设不能不合乎人的主体性蕴涵的客观规律；评价的标准也应结合社会关系中的实际，结合人所处的多样环境的实际，否则只能是超越时代的乌托邦式构想，强加给人们一片过度脱离实然的应然天花板。同样的道理，人之为主体在客观规律世界中的状态也离不开主观能动性的约束和价值导向的引领——自利天性是人之为主体所蕴含的规律之一，但自利天性的存在应该有一套社会共同认可的道德价值进行导向而不能任其野蛮生长和无边泛滥；市场机制是经济生活中的一类调节机制和经济规律，但市场机制的运行也需要有边界的约束和彼岸的规定，在市场机制中创造的财富最后应裨益于整个社会而不仅仅是私人资本和财富的增殖。在市场机制的空白处（例如慈善、公益、公共性社会建设等）应当有规律机制之上的道德价值进行调整、补充、规束和引导。

总的来说，通过在比较视野下对“仁性”与“理性”抽象本质的分析与联结探寻，两者不仅不是截然对立的状态，相反的，“仁性”的养成需借助“理性”的力量，“理性”的秉持也应有“仁性”作为约束。任一方的存在不应简单排斥另一方的思维与智慧，而应该呈现出开放与合理吸纳的度量，达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互格局。唯有如此，“仁性”的养成才会少一份主观目的与客观规律相悖的苦恼，“理性”的遵循才会多一份道德价值与人文关怀赋予的温度，《论语》中的“仁性”与《国富论》中的“理性”方可放下远年交锋的兵戈，共温穿越时空的陈酒。

同为具有跨时代意义的经典著作，《论语》和《国富论》在各自所属的历史星空中熠熠生辉。但“仁性”与“理性”作为人类思想的精粹不应该仅仅在各自所属的时代中发光发亮，而应该随着时间的流变在每一个时代都能够被妥善安放。在现代视域中，我们不仅要对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要懂得对西方的智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故《论语》中的“仁性”与《国富论》中的理性应该拥有共同的生长空间，我们对二者也应该秉持兼收并蓄的积极开放态度。但若要达成现代视域中兼收并蓄的效果，我们便不能脱离我们所处的具体时代框架和国情世情，抽象地谈论“仁性”与“理性”，而应该从抽象的轨道中走出，回归具体，结合当下的具体环境与情况，在现代视域中实事求是地发挥两者的价值。

首先，法治是现代视域中的重要特征和基本框架。“仁性”和“理性”共同生长的现代土壤无可避免应当具有法治的特征和色彩，对两者的吸纳与价值发挥不能有悖法治中自由、平等、正义等精神。例如在《论语》的“仁性”中，带有的一些孔子所处时代的印记，已不适应现代法治社会的精神。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类的等级尊卑观念和封建色彩有违法治理念中的平等思想，不符合市场经济环境中私有制经济主体具有平等地位的规律，应在法治框架中借助“理性”精神加以摒弃。但面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5]之类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淡化现象时，仅仅借助法治也不足以营造一个和谐敬睦的社会，此时便可以利用“仁性”中“仁者爱人”的精神进行主观能动性的引导。

其次，“仁性”与“理性”在现代视域中的兼收并蓄应该结合当代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新发展。当今时代是飞速变化、日新月异的时代，是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先进科技和传统的智慧精粹不应该是割裂的关系，而应该具有融合发展的格局。“仁性”价值的宣扬可以合理地借助网络、自媒体等工具与载体，借助传播规律、经济规律等“理性”元素，融入贴合时代、贴合社会、贴合人民的创新性内容和形式。而“理性”的养成也要善于发现新的时代下许多新领域之中的新规律，对于不符合时代具体发展条件、被时代抛弃的规律要有予以摒弃的果敢与决心。在科技领域中也不能不顾道德伦理的约束，科技成果应以服务社会、服务人类为价值导向。

最后，两者走出各自所处的特定历史背景，在现代视域中实现兼收并蓄还应当遵守四大原则，即不盲目照搬、不教条理解、不脱离社会、不脱离时代。唯有如此，我们方能真正做到兼收并蓄，让《论语》中的“仁性”与《国富论》中的“理性”在现代视域中实现最大的价值。

注  释：

[1]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2页。

[2]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7页。

[3]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国家财富的性质与起因的研究》，谢祖钧、孟晋、盛之译，中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2页。

[4] 马克思深刻指出重商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始源性意义，即重商主义是“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初的理论探讨”。（参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5页。）而熊彼特进一步指出重商主义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出口垄断主义、外汇管制和贸易顺差。（参见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06页。）

[5] （明）张凤翼：《灌园记》，国际中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