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纪一
社会学院
摘 要：
《论语》体现了中国传统对个人完善议题的主流观点；而《审美教育书简》就塑造完整的人展现了具有现代性的美育思维。比较二者叙述方式及有关个人之美的认知与实践层面的内容，对探究符合当代社会期望的精神价值和人类文明的良性演进具有重要积极意义。
关键词：个人发展；人的完善；美育
一、引言
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伊始，依循人类文明的进步趋向，人类个体本身也不断追求着个人修养的提升和精神维度的升华，中西方与此相关的论述浩如烟海，当代对此的讨论也从未止息。儒学作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从《论语》出发或可窥见中国传统对个人美的共同价值认定和培养方式；而《审美教育书简》作为现代美学经典与美育法典，亦在人性致臻的界定和塑造另辟蹊径。将二者关照，我们可以从中凝练出个人之美的极致状态和可操作的程式，以期推动个体和无数个体所汇聚的当代文明共同体的自我超越。
二、个人发展的理想状态
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的第六封信中将他所处时代的性格与古希腊人的性格相比较，他提到：“他们既有丰满的形式，又有丰富的内容；既能从事哲学思考，又能创作艺术；既温柔又充满力量。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想象的青年性和理性的成年性结合成的一种完美的人性。”古希腊时期，正值人文主义的发轫之始。在感性与理性还未相互分裂而呈现混沌初育的状态时，在抽象与具象还未成形时，在学科尚未专业化而知识领域全无隔阂时，个人的美自由地伸展，全无割裂性。这种尚未分化而协调的状态，我们隐约可以推知正是席勒所崇尚的理想人的状态。
随着文明的演进，人格在发展中逐渐突破了原初融通的状态，要在变化过程中回归和谐，需要重新平衡的尝试。席勒认为，人在实现目标时会受到两种背道而驰的力量驱使。一种是感性冲动，是被动的，在这一冲动中，人格独立性被时间夺取，人短暂地失去自我；另一种是形式冲动，是主动的，它产生于理性本性，提供法则并确认人的自由。恢复由这两种力量拉扯的人格的统一性，需要第三种基本冲动：游戏冲动。
游戏冲动的对象是活的形象，指最广义的美，我们也用这个观点去判定人是不是美的。在第十五封信中，席勒指出：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游戏”在这里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轻浮行动，而是消弭了时间的参与，在积极的运动中调和感性与理性，使物欲法则和道德法则失去作用，纯粹地实现个人的充分意义。和古希腊时代的人们不由自主地践行相比，“人在游戏”实现了从自发到自觉的飞跃。
席勒对人格塑造的理想，就是平衡形式与内容、规律与需要、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后实现人的自由。这种协调观念，和我国自古以来崇尚的“中和之美”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中庸之道，恰是儒学的方法论。
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我们常常将理想化的人格称为“君子”。在《论语》中有107处提及“君子”。“仁”无定“仁”，同样，“君子”也没有严格的界定标准。但我们可以提炼君子的几个特质。
一是内外兼修。在《论语》中有如下阐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也就是说，君子既要锤炼外在的技艺、形貌也要打磨内在的品性、气度。此外，孔子还提到“君子不器”，在当今可以理解为人不能被“异化”，外在的技艺需要博采众长，而高尚的品德也是多元汇通的。
二是守序明察。“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这里体现的是君子对自然法则和社会规范的了然和顺从，甚至从广阔的自然与社会聚焦到个体间的人际网络中，善于理解不同人群的话语体系和不同个体的表达意涵。
三是不争。“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需要区分的是，儒学中的“不争”和老子所说的“夫唯不争，故无尤”的绝对的非竞争性有区别，这里不排除竞争，只要运用一种君子的方式。
四是不执。“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里看似是对箪食瓢饮式生活的歌颂，其实变相肯定了义而富且贵的合理性，而这恰恰是对物质的全然超脱，即完全不在意物质实在，而趋于纯粹的精神享受。后世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君子可寓意于物，但不可留意于物”也是破除对物质的执念的表达。
这样看来，“君子”和“在游戏的人”是极为相似的理想人格模型。尽管其中有似是而非的部分，例如席勒笔下理想人性的状态更具有主动性和对自由的追求，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君子”相对而言更加被动，这种被动不仅体现在低欲望的追求和低自我实现期望，还体现在对“礼”的恪守，而具有游戏冲动的人从某种程度来说是不受规则约束的。尽管如此，更多重合的文化价值，正是我们尊崇和希望达到的。
三、个人实现理想状态的路径
我们已经明确了完美人格的形态，现在，我们应该试图寻找抵达美的路径。
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提到的有关人的塑造的部分，可以视为一种概念化的取向；而《论语》中更常用具体的事例和准则指出了操作化手段。
首先，席勒认为美是人的第二造物主。通过关于美的实践，人的发展具有进步可能。使人进入审美状态是人性的馈赠，如何使用这项能力则取决于个人意志。如果说，审美是人类摆脱野蛮状态之后的本能，那么从趋向美到实现美的过程就是人格发展的总框架。
随着总框架往下，席勒细分了人生的三种状态，分别是：物质状态、审美状态、道德状态。审美状态作为被动的物质状态与自我支配的道德状态之间的桥梁，达到自然与道德法则对个体的作用并行不悖，并且个人在行动过程中能明确自己的立法者身份。这三种状态和弗洛伊德著名的“本我自我超我”的个人发展三分法很相似。
再进一步规定人在行动中的法则，就是“人在显现的艺术中行使人的支配权”。生活中一切方面都是审美的显现，那么人在生活中行动就是艺术的践行。但是，人们常常会疑惑显现和实在的区别在哪里，那是因为我们尚未达到纯粹的显现。更何况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当代，生活本身呈现出景观的庞大堆积，直接存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我们所显现的，就是即刻的实在。人没有必要去确认自身的实在性，需要确认的是在自我呈现的追逐美的历程中始终保持自主性。
更明确一点，在席勒看来，美的工具就是艺术。艺术具有审美效应和教化作用。“真正的艺术作品使文明所处的心境，正是这种精神高度安详和自由、充满力量与生机相交融的状态，这是最可靠的真正的审美品质的试金石。”因而可知，艺术的作用毋庸讳言。艺术既是时代的产物，也型塑着当时的人们。但问题是，我们尚未有精确的测量方法去衡量艺术对人的塑造的内在效度。此外，艺术在当代的呈现形式相比席勒所处时代更为多样化，甚至是反传统的。一些崭新的分支——如暴力美学、颓废美学等，无人能否认其美学价值，但显然不能作为教化的素材。再者，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我们能获取的艺术资源在浩瀚人类文明中不过沧海一粟。在艺术资源选择权受限的前提下，人们能否实现全面的自我提升呢？
《论语》中对个人理想状态的实现手段，与《审美教育书简》重合的部分就是对“艺”的要求了。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称为孔子教学总纲。孔子为艺术划定了范围，席勒从感知层面体会艺术，孔子则将“艺”作为技能要求学生习得。但惊人的巧合在于，“游于艺”和“与美游戏”是如此的相似，二者都希望最终获得人性自由，从而感到自适。
除了对艺术的追求，《论语》所言更具有操作性体现在它有更多的训诫，提供了可以遵循的法则。“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短短数十字就规定了人从内而外、从始而终的行为准则。性质类似的语句在《论语》中频频呈现。并且，《论语》中对个人美的取向涵盖了行为、交往、服饰、饮食、音乐等多方面。
值得一提的是，《论语》在发挥审美教育作用的时候，常用“揭丑”的方式。最常见的是将君子与小人对比，在完全相异的行动比较中，全面呈现孔子对人的理想状态的判断。另一种，是对事件进行负面评价，以绝对的厌恶表达否定该举动的可行性。如评价“八佾舞于庭”“原壤夷俟”“臧文中居蔡”等。
四、对个人美的探究的当代意义
在探究当代意义之前，我们首先要关注《审美教育书简》和《论语》诞生的时代背景。二者思想都形成于社会动荡、思潮勃发的时代，更确切地说，来自于对前一种文化形态的崩溃的反思。
席勒判断，正是文化本身给现代人性造成了这种创伤……享受与劳动脱节、手段与目的脱节、努力与报酬脱节。人成为断片，而不再具备完整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生产单位从个人或家庭扩展为工厂或地区，个体成为了庞大生产力集合中的渺小一点，劳动不再有个体化的过程和因人而异的目的。人异化成机器，只有这一工序和下一工序的衔接，而不再有总体的规划布局。甚至，人在行动中完全无视了主体性的存在，这并非是个体的选择，而是一套严密的社会控制体系不被觉察地操纵着个体的行动。于是，席勒亦从文化中寻觅出路，即用艺术去粘合人性的碎片。
众所周知，《论语》产生于礼崩乐坏的时期。西周的文化体系随着政治权威的丧失而瓦解，为新的价值秩序留下填补空白的空间。各国君主也亟需一套社会规范去证明和稳定统治的合法性，因此，儒学有了发展的契机。
而当下，我国存在着多元融合、新旧杂陈兼而蓬勃发展的变动不稳定的文化环境。一方面，传统文化影响深远，一些刻写在民族基因中的价值观念根深蒂固；一方面，伴随现代化历程，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文化生发的土壤；此外，现代通讯技术的进步使信息无所不至地飞速涌入，刺激和充实着当代中国的文化领域。在这种状况下，个人可以选择的发展形态突破了传统共同单一取向的局限，充满无限可能。但是，正是因为选择的多样，个体更有可能在价值对立和文化冲突中无所适从，而停留在混沌或者摇摆不定的状态之中。
因此，从个体的角度而言，探究个人美是为了在如恒河沙数般的发展可能中寻找一种最有益于自我实现的路径，用明确的自我塑造目标为个体行动引航。
而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而言，在当前复杂文化情境下寻找个体实现的最佳路径，既有利于固定共同文化价值，聚民心，集民力，为现代化建设提质增效；也有利于稳定当前文明形态，推动中华文明在可控维度中良性演进。这也是我国正视思想道德教育重要性的原因之一。
综上，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美育在当代可能发挥的作用。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将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与超轶乎政治两大类别，前者最重要的目的是巩固和发展民族与国家，后者则更倾向于维护和拓展人类文明的永恒价值。两者分别为表里，一为征象，一为实体，而美育则是链接两者的桥梁。对个人美的形态以及实现路径的探讨，不仅是出于人类追求进步的本能，更是一种期望实现当代文明共同体的超越的责任在驱动。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人类文明的未来愿景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指导老师：文学院 高文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