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课程 | 自性与悟性——宋时磊、姚彬彬师主讲《坛经》章

在开场环节，主持人高文强老师提出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并不缺乏儒道方面的教育，但相对欠缺佛家方面的教育。佛家文化相对于儒道的不同之处在于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同，儒道文化把世界看作是确定的，佛家文化则把世界看作是不确定的、变化着的“无常”。佛家文化的世界观某种程度也与现代科学相吻合。宋时磊老师根据课程内容进行说课，姚彬彬老师针对课程内容进行补充和提高。

宋时磊老师认为《坛经》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后世的陆九渊、王守仁、李贽等人的思想都受到了《坛经》及禅宗的影响；第二，它是把外来的佛教文化本土化的体现，为当代中国提供了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启示。宋老师为了让同学意识到佛教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搜集了一些源自于佛教文化的现代汉语词汇，以便激起同学了解佛教文化的兴趣。

宋时磊老师指出佛教传入中国后，宗派林立，形成八大门派，而禅宗最后成为最大门派。宋老师认为这是因为禅宗成功地将外来的悲观的印度佛教改造为活泼泼、具有生命力的中国佛教。禅宗对佛教的改造也借鉴了传统的儒道文化，并有所发明。例如针对禅宗“悟”的理解，儒家文化认为“圣人立象尽意”，需要借助“观象”来“得意”本意，道家文化也认为 “得意”之后方可“忘言”和“忘象”，禅宗则认为“诸佛妙理，非关文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佛理需要心悟，根本不假借象或言。因此，禅宗特征就是形式上超越佛教固有模式而完全中国化，内容上回归佛陀时代的根本精神。

接下来，宋时磊老师以叙事的形式讲解《坛经》，叙述惠能拜师、呈偈、受法、离开五祖弘忍的整个过程。宋老师指出，在讲述过程中可以夹杂互动的问题，例如请同学回答五祖弘忍为什么会对惠能“人人皆有佛性”的回答感到吃惊。借助故事形式，逐步展开从南宗“顿悟”与北宗“渐悟”的区别，禅宗“定慧为本、定慧不二”的观点，最终引导至破“成见”、见本性、识真相的结论，即面对纷杂的世界，需要坚持自己的本心，不为外界所迷离。

姚彬彬老师从思想史的视角解释《坛经》并介绍禅宗的发展历程，《坛经》开启的禅宗是佛教的中国化，体现了对印度神秘主义的扬弃。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需要区分关于《坛经》的真实历史和“攀龙附凤”式的传说，例如禅宗是否真有西天二十八祖、是否真是六代单传、惠能是否一直是个文盲等，这也涉及到《坛经》不同版本的考证（越在后期的《坛经》版本，神秘色彩越浓厚）。例如惠能的偈子，在早期的“敦煌本”中是“佛性常清静”，在后期的版本中就成了“本来无一物”。因此，可以把“敦煌本”看作是惠能的《坛经》，把后世的版本（如“宗宝本”）看作是禅宗的《坛经》。

姚彬彬老师认为《坛经》及禅宗的思想体现了先进性与革命性，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首先，禅宗的基本思想是“见性成佛”，因而在高扬自身主体性的同时，否定了以往的向外求佛的观点，这体现了对佛教传统神秘主义的批判与扬弃。其次，《坛经》提出“无相三皈依”用内在的觉、正、净重新诠释了对象化、外在的佛、法、僧，从而扬弃了宗教的偶像崇拜。第三，《坛经》提出“出没即离两边”，不执著于空、有两端，这类似于一种早期的辩证思维，强调所谓“中道”，不能把禅宗和佛教简单理解为虚无主义。第四，《坛经》提出的“外禅内定”的工夫论认为“坐禅”不是神秘主义式的打坐，而是一种思想境界，只要保持“外离相、内不乱”，行住坐卧皆是“坐禅”，是对宗教神秘主义的批判。最后，《坛经》及禅宗看重的是人性人事，肯定现实的价值，否定只求彼岸的解脱。

在讨论环节中，文学院李建中老师指出讲授《坛经》需要淡化宗教性，突出思想性。当把《坛经》当作思想文化时，就会中学六部经典每部都有禅意，西学中的《斐多》和《审美教育书简》也能与禅意关联。历史学院吴兆丰老师提问庄子思想与禅宗的关系，以及革命性的禅宗为何最后与儒家的纲常忠义观念结合起来。针对第一个问题，姚彬彬老师引用麻天祥老师的论断“禅宗是大众化的庄老哲学”，印度佛教所诠释的人生底色是悲观晦暗的，但被“中国化”佛教的禅宗改造之后，变得越来越肯定现实，越来越接近庄子的逍遥和齐物宗旨。针对第二个问题，姚老师认为这是官方和民间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佛教需要仰仗皇权，所谓“不依国主，法事难立”，因而也接受官方价值观；同时，民间的宗法礼教观念也无法接受沙门不礼敬父母等印度佛教的传统习俗，从而禅宗渐渐向中国儒家的纲常伦理观念靠拢。

按照活动安排，11月20日晚上7点将举行由经济与管理学院李雪松老师主讲、经济与管理学院文建东老师主持的《国富论》集体备课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