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为本 | 拿起经典，上导引课去

这样一个极具特色，在国内首屈一指的导引课程到底是什么？它是怎样炼成的？

武汉大学坚持“人才培养为本，本科教育是根”的办学理念，《导引》课是武汉大学通识教育3.0改革的具体实践之一。

武汉大学的通识教育始于21世纪初，其历史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2003年，武汉大学明确提出“通专结合”并将原培养方案的“公共基础课”改为“通识教育课”，开创通识教育的1.0阶段；2013年，在总结十年经验的基础上，学校以模块化方式形成通识教育七大领域、千门课程的体系，是为2.0阶段；2016年，学校提出《武汉大学通识教育研究报告》，对通识教育实施顶层设计和系列改革，确立“以‘成人’教育统领‘成才’教育”理念，重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划分“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科学精神与生命关怀”“社会科学与现代社会”“艺术体验与审美鉴赏”四大模块，设置基础通识课程、核心通识课程、一般通识课程三个层次，分批次逐步建成2门基础通识课程、60门核心通识课程和600门一般通识课程，进入3.0阶段。

2018年9月，武汉大学面向全校本科新生的两门基础通识课程——《人文社科经典导引》和《自然科学经典导引》开课，这是武汉大学建校125年来首次开设全校共同的通识教育必修课。两大导引课程精选古今中外22部伟大著作的经典内容，集全校优秀师资力量组建教学团队，旨在对大一新生进行启蒙性质的通识教育，打开视野，激发兴趣，培养学生博雅品味，养成学生君子人格，并为后面三年的核心及一般通识课程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从中学到大学是人生重要的转折期，两大导引课首先是对大学生“人生道路”的导引，其次是对大学生“心灵提升”的导引，让第一次远离父母和家乡、来到陌生环境的大一新生完成身份转换和自我认同，学会与他人、环境和自己相处，学会认知人的天性、理性和悟性，养成人的博雅、美感和自由。两大导引课程还是对“经典阅读”的导引，让刚从“应试教育”中走出来的新生去体悟阅读经典的意义、方法和乐趣。

在核心观念的提炼上，武汉大学通识教育的核心关键词是“人”：何为“人”，成为何“人”，何以成“人”。而人类关于“人”的身份认知、历史回忆和未来想象的自觉意识和探索能力，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以经典的方式留存、传播和通变。因此，以“人”为第一关键词的武汉大学通识教育，其时间和逻辑的首选必然也必须是经典阅读。

在核心文本的遴选上，《人文社科经典导引》选择了《论语》《庄子》《坛经》《史记》《文心雕龙》和《红楼梦》6部中国经典，融通儒道释，覆盖文史哲，分别对应仁性、天性、悟性、使命、博雅与爱恨6个关键词；以及希罗多德《历史》、柏拉图《斐多篇》、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亚当斯密《国富论》和罗杰斯《正义论》6部西方名著，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其核心问题分别是历史、生命、审美、自由、理性与正义。而中西经典的会通之处，是引导大一学生成为合格公民和博雅君子。

《自然科学经典导引》的书目则是柏拉图《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戴维·林德伯格《西方科学的起源》、艾萨克·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亨利·庞加莱《科学与假设》、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弗朗西斯·克里克《惊人的假说》、詹姆斯·沃森《DNA：生命的秘密》和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起源》，指引学生了解自然科学的起源、方法及发展趋势，熟悉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初步具有理性判断及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在教学方法上，两大导引课程采用“大班授课，小班研讨”的教学模式，分别以教师和学生为主体，形成“交互主体”。在大班授课之前，学生需按要求预习经典，教师通过课堂提问、书面问卷或线上交流来考核学生预阅进展和效果；教师通过大班导读，概要性介绍该经典的文化及学术背景，重点导读其中最为精彩最有影响的章节，并为学生提供小班研讨的思考题和参考资料；学生按思考题准备发言稿，在小班研讨课上，由在读硕、博士研究生担任的助教引导学生分小组进行相关问题的讨论和展示，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武汉大学已于2016年受邀加入大学通识教育联盟，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开展通识教育方面的交流、协作与支持，共同推动中国高校通识教育的发展。

2018级新生入学典礼接受“通识教育大礼包”

渐入深秋，18:30，天色已经暗淡下来，在文理学部教四的玻璃窗上投下微亮的晚霞。外面的秋风带着瑟瑟凉意，但坐满了人的阶梯教室里却蒸腾起阵阵温暖。

这是文学院汪超老师给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院、弘毅学堂国学班合上的人文社科经典导引通识课，讲授内容是禅宗经典《坛经》。为了这节课，汪老师特地穿上了武大通识教育的定制短袖——蓝白相间的底色上，有用通透圆润的小篆书写的“通识”二字。

“讲授《坛经》的意义不在于宗教本身，而是让我们了解佛家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看待生活。”汪超一开篇便清晰地描述了这堂课的定位。随后，课堂围绕着“悟”“事”“法”“成见”四个方面展开——典型的中国传统诗性思维，虚无缥缈中带着不可言说的精妙。

既然不可言传，那就干脆不传，支撑起这个课堂的不是定义式的说教，而是一段段原汁原味的选读，和明白但却发人深省的公案。

“吃茶去”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僧侣远道而来求问如何是禅，却统统只得到赵州禅师的一句“吃茶去”。简短有力的回答透着深不可测的奥秘，使人若有所悟却又似懂非懂。

“‘吃茶去’所包含的其实是禅宗对于顿悟的态度，真正的禅意隐藏在日常琐碎小事中，比如吃茶。”汪超提示道，有的同学一经点拨便恍然发出一声“噢”的感叹，引来一阵善意的笑声。原来禅是一个不可捉摸的玄机，靠平时的积累和琐屑的思考去参悟。

“当然，如果你问我期末考试考什么，我也会气定神闲地回复一句‘吃茶去’。”汪超的打趣又引来一阵笑声。细想之下的确如此，若没有平素学习中深入的思索与积累，怎么可能抓住学习内容的真谛，进而通过考核？

时间在一个个蕴含哲理与禅韵的故事中溜走，天幕完全黑下来，给玻璃窗漆上了乌黑的夜色。

课堂接近尾声时，汪超又用“吃茶去”解释了“成见”的含义：“不要用你现有的知识去框定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体悟，比如每日你都要吃茶一杯，这个看似机械的动作蕴含着无数灵光一现的感悟。每一杯茶都是崭新的。”

汪超站在一张简约的幻灯片前，素白的底色，角落处只用了樱顶的一角绿瓦和一枝斜逸的桃花作点缀，并配以楷体的四个大字“人之悟性”。这个开放性的结尾，让人沉吟，欲辨已忘言。

“地球到底是什么形状的？”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祁宁老师在给弘毅学堂学生授课的开头抛出了这样一个似乎很简单的问题，一石激起千层浪。

“圆的！”这个答案脱口而出。

“不准确，圆是二维的，应该是球体！”有同学立马开口反驳。

“不是标准的球体，是椭球！”又有人迅速给出新答案。

课堂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每个人脸上都浮现出了跃跃欲试的兴奋表情。

“但是，如果清除我们脑海中的现有知识，重新思考，地球真的是椭球体吗？我们要怎么证明地球的形状呢？”祁宁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学生们发愣了，因为“地球是圆的”这句话是自打出生以来就灌输进脑子的基本概念，很少有人会想到去重新论证甚至质疑它。

其实要证明地球的球型并不难，在接下来的课堂内容中，学生们就见识到了这些方法。从思辨的角度，球型最和谐；实证的例子也不少，比如月食就是太阳光投射出的地球的影子，比如消失在大海尽头的帆船最先看不到船体，比如相距不远的南北两地可以看到星空的差异；而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给出了严谨的证明。当加加林乘坐宇宙飞船进入太空，他回头一望的那个瞬间，人类第一次真真实实地看到了我们的蓝色母星是一个球体。

但是问题是，许多问题并没有如此强有力的证据，以及如此坚定清晰的结论。在16世纪“日心说”被提出来之前，“地心说”统治了人类世界1400余年；可“太阳真的是宇宙的中心吗？”宇宙的中心在哪里？谁能保证我们基于地球立足点的研究没有差错？谁能保证我们现在触碰到的就是无瑕疵的真理？

“什么是科学精神？”祁宁的表情十分肃穆，“是勇于追求真理，敢于向权威挑战。”就像哥白尼能够站出来推翻千年未变的固有思想，指出《圣经》中的错误，这便是可歌可泣的科学精神。“什么是科学方法？”答案可能蕴涵在伽利略用自己脉搏计时而开创的受控实验和由此展开的“科学问题”“科学假设”“科学实验”的探讨中。在一个又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故事中，同学们领略到看待和分析问题的不同角度。

小心翼翼打开鼓鼓囊囊的信封，里面竟是两本趣味横生的教材，这对爱书的新生来说无疑是入学前的一个惊喜。

“我曾想过大学就是埋头于专业书的海洋，每日忙碌奔波。但是，当暑假两本厚厚的经典导引寄到我手上的时候，我突然感受到了大学学习的另一种可能。”法学院2018级本科生吴茹梦不无感动地说。

殊不知，这只是大餐前的开胃菜。总之或囫囵一吞，或细嚼慢咽，新生品过味道，更加期待大学生活。

潘迎春老师是大餐的另一“厨师”，负责人文社科导引课程的讲授。课程先从西方部分讲起，斐多、苏格拉底……为学生打开西方哲学大门，其间设置的小组讨论环节更是给了学生很多发挥空间。

弘毅学堂2018级本科生龙欣雨所在的小组，选定的讨论题目是“苏格拉底之死所反映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异同”。因为展现形式不限，她们准备以小剧场的形式来展现讨论成果，在表达自己观点的同时，争取让展示变得更加生动有趣。

“可以说，从前我没有经历过这么认真的讨论。”龙欣雨说。她们小组中，不乏历史哲学研究的高手，也不缺具有创新创造能力的朋友。讨论过程中，她们从生死观、法治观、群众观等众多角度去分析、深挖，对中西哲学的比较产生了浓厚兴趣，渴望去了解和探索西方哲学的奥秘。

潘老师也提到两部经典导引的教材是如何完成的。由于术业专攻，教材的每一章节都由一位专业老师完成，他要反复研读多部译本或版本，最终确定节选的版本，还要阅读几十篇学术论文，提炼出具有引导作用的观点，写成每一章的导读。

“我们从上一个寒假开始准备，经历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打磨。可以说，两门经典引导课是武汉大学送给2018级学生的见面礼，希望大一学生用心去听课和领悟。”潘老师说。

王燕舞老师负责教授《西方科学的起源》。王老师从该书作者林德伯格的生平导入，以古代先贤对地球与宇宙的猜想为起点，讲述了“地心说”到“日心说”的历程，给新生留下深刻印象。

课上，王老师笑盈盈地抛出一个看似常识的问题:“大家知道中国古代的‘天圆地方’具体指什么吗？”

一阵喧哗之后，老师再度开口：“并不是像你们所理解的‘天是圆的，地是方的’。之所以有这种说法，是因为古人观察到天上的天体东升西落，周而复始，故谓之圆；而地面之物大多稳定不变，故谓之方。”耳边响起一阵惊叹声。

新闻与传播学院2018级本科生徐静茹详细解释了自己惊叹的原因：“我想到在此之前与‘天圆地方’这个词的无数次碰面，从小学的《传统文化》到高中的《中国历史》，我竟然从未真正理解这个在课本中早已司空见惯的词语。”

应试教育中，将书本上的文字知识稍加理解便一股脑塞进大脑，仿佛成为一些学生的常态，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天圆地方”就是“天为圆地为方”，“地心说”就是“以地球为中心”，“日心说”就是“一切围着太阳转”。自然科学导引课使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理解的自然科学常识可能与真正的科学相距甚远。

王老师讲的科学家阿里斯塔克的故事也给新生留下深刻印象。阿里斯塔克在哥白尼前就有了日心说的猜想，但他无法解释太阳作为稳定的宇宙中心会在天边东升西落的问题。

文学院2018级本科生孙旭歌说：“在今天，一个初中生都可以轻松解释的问题，却是阿里斯塔克终生没有探索出的难题。这一细节使我很有感触，探索科学的路绝不轻松，绝不一帆风顺，那些我们所熟知的、简单的常识理论，并不是自古有之，而是由那些具有开拓精神的科学家们发现、提出猜想、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才得以证实的。”

王老师为新生呈现的图片、数学模型、科学故事，以一道道优美的弧线颠覆了他们对于科学太过‘理所当然’的平面认知，“那些曾经出现在我脑海中的单一呆板的科学名词，踏着回旋的舞步跳出书本，逐渐变得立体而丰满。”

为配合通识导引课程，文学院为2018级新生开设了一门课程——《红楼梦研究》，由陈文新老师讲授。

“王国维先生曾说‘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9月25日下午，讲台上的陈文新老师悠然而清晰地开讲。陈老师讲《红楼梦》的小说史背景，同时也提到了《三国》《水浒》《西游》：水浒好汉中，花和尚倒拔垂杨柳，景阳冈武松打虎，豪侠漫游江湖，确乎是因为其离现实遥远可望不可及而显得可爱，而在这不可信的传奇中寄寓了众人对平淡生活隐约而又私密的反叛冲动。

“那些可触的琐碎的确凿生活细节，比如‘超市周二全场八折’之类的，可信，却真的不可爱。”文学院2018级学生王钦钰在笔记本上记下自己的感想，“但我觉得，有时可爱的也是可信的，可信的有时也同样可爱。就像致使金钏儿投井却可以给刘姥姥一百两银子的王夫人，就像小气却灵气的林黛玉，那些复杂多面的球形人物，可信，也总有可爱的地方。”

陈老师还讲了自由伦理下的宝黛爱情，讲“自由”又“不自由”的大观园，谈到那不仅仅是一场爱情悲剧，也是一场关于纯洁，关于真诚，关于永恒的人生悲剧。

“一股为美好事物不能长存的感伤在我心中弥漫。”听了这门课的赵思逸讲道，“我感觉宝黛触碰到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这让我突然明白，悲剧的最高境界，也许是说不出具体缘由、由人物身份和大环境而导致的无可奈何。”

下课铃声急促响起，陈老师缓慢而清晰地讲完要讲的话，在掌声响起的时候，缓慢而认真地弯腰鞠躬。

教师精心准备素材，烹调得入汁入味，新生认真品尝，食得酣畅淋漓。其中固然需要耗费大量精力，但若真正走进经典，收获的是更广阔的视野，感知的是更丰富的人生。

两大《导引》教师团队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