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 ），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江苏无锡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 。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一
治近百年史的，论到人物方面，无论如何，不能不首先推到曾国藩。曾氏气魄之雄厚，人格之伟大，及其在政治上、社会上种种之建立，其不可磨灭处，纵然近人有好持异论的，到底也不能不承认。至论学术，曾氏也有他自已一套独特之旗帜与地位。述说近百年来之诸儒读书论，曾氏是极可注意的一人。
曾氏湖南湘乡人，生嘉庆十六年，后陈澧一年。卒同治十一年，先陈澧十年。曾、陈是同时代的人物。陈氏尝自说：“中年以前，为近时之学所锢蔽。”而湖南在清代学术史上，是一个比较落后的省分，曾氏又是一个农家子，所以在他少年时代，幸而却没有受到当时时髦学派之锢蔽。任何一学派，一到时髦，则无不有其锢蔽者。陈氏又说：“学者之病，在懒而躁，不肯读一部书，此病能使天下乱。”结果不幸而言中，不久天下果乱了，而曾氏则是力挽狂澜为当时平乱的人物。曾氏读书，生平力主一“耐”字诀，一“恒”字诀。他说：“一书未完，断断不读别书。”那时的天下，正在读书人懒而躁，不肯读完一部书的风气下弄坏了，却恰恰在一书未毕，决不换读别书的人的手里把来平定了。我们便把这一件小事，两两相照，尤可见读书人的习惯与风气，对于世道，真有偌大的影响。陈氏常提倡“士大夫之学”，说：“士大夫之学，略观大义，有益于身，有用于世。”曾氏做学问，却恰恰是走的这条路。他恰恰来为陈氏所说的“士大夫之学”做出一个好榜样。因此，我们把曾、陈两氏的言论学术，对照比看，便会更觉有味了。
二
曾氏在当时，亦曾极力提倡一种新的读书风气，散见于其有名的《家书》、《家训》、《日记》、及《文集》中。照理，曾氏的《家训》之类，谁都应当涉猎过，用不着在此特地再介绍。下面也只偶举几点，为近来有志提倡读书运动的人作参考。
曾氏自己说：
仆早不自立，自庚子以来，稍事学问。（《致刘孟蓉书》）
原来曾氏在道光十八年戊戌，会试中式，即以是年成进士。及道光二十年庚子，散馆授检讨。那时曾氏年已三十，而他实在是从那时起才开始走上讲学的路径。这时距今亦恰九十多年。他有名的家书，亦从庚子开始。然今刻《家书》里所收，则只有庚子二月初到京后的一函。在他家书里正式开始讨论到读书和做学问的，还要到道光二十二年壬寅的秋天。
那时曾氏的读书课程是：
刚日读经，柔日读史。
他自己说：
读经常懒散不沉着，读《后汉书》已丹笔点过八本，虽全不记忆，而较之去年读《前汉书》，领会较深。
当时的曾氏，已是清廷翰林院的检讨，国史的协修，在三十二岁的年龄，才开始点读前后《两汉书》。他说“早不自立”，实非过自谦抑。曾氏在早年，用功的只是八股时文。谁料到中年是一个得意的阔官了，却再发愤读书，而将来也竟有如许成就。这一点，使我们感到读书运动的对象，不该老是一辈大中小学校里的青年和儿童，或是推车卖浆不识字的贫民；而社会上的中年人物，比较站在领导地位的缙绅士大夫，尤其应该是我们读书运动的第一对象呀！至少他们都应该“稍事学问”，庶乎希望可再有曾氏般的人物出现。否则青年们纵是努力读书，若将来涉足社会，便可不学无术，另以一种捷径高翔，那岂不是任何学术全成了八股？此其一。
曾氏自成进士，入翰林，以后官位日高，由侍讲侍读擢升内阁学士，历任礼、兵、工、刑、吏各部侍郞，又做过好几次主考阅卷大臣。自道光二十年到咸丰二年放江西正主考官，以丁艰回籍，前后十三年。虽处境较优，而“应酬之繁，日不暇给”（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家书》）一类的话，在他家书里，屡次见到。可见他在当时，已并不能摆弃一切，专意读书。此后则从事兵戎，生活一变，更不是读书的环境。然他从咸丰二年创办乡团，直到同治三年攻破南京，前后又恰是十三年。在这宦海纷纶，乃至戎马倥偬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曾氏却建立了他学业上卓绝的成就。这一点，又使我们感觉到，读书并不定要一种特殊的环境，乃及一种特殊的生活，而实为社会一般人大家所能从事的。至于达官阔人，政军大僚，以及社会上各色各行的领导人物，他们已然负担着国家社会更大的重任，那么他们更该“稍事学问”，奉曾氏为模范。此其二。
三
至论曾氏学问、事业，何以能互相辉映，而各有其卓绝的成就，一面固是由于其意志之坚毅，生活之严整；而另一面，则在其眼光之远大，与方法之切实。此则关于为学择术之点，我们尤当注意。曾氏本是一个做时文八股的举子，一旦入京华，走进读书讲学的世界，其初颇得益于朋友交游之启示。他道光二十二年的家书上说：
吴竹如近日往来甚密，来则作竟日谈，所言皆身心国家大道理。
又说：
子序（吴嘉宾）之为人，予至今不能定其品，然识见最大且精。尝教我云：“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
这是曾氏最先讨论到学问的第一封家书。他所述两位朋友的言论，已大体规定了曾氏将来学问成就之规模。若不是“老守一井”从“约而专”上用功，则博雅考订，乾嘉以来的四库翰苑之学，实与曾氏将来的事业生活不相容。若老守一井，而注意不在“身心国家大道理”上，则不贤识小，谀闻浅见，不仅对其将来事业无所裨补，而他的学问地位亦决不能高卓。所以如用“约”的工夫，便须先从“大”处着眼，这是相互为用的两面。
曾氏用“约”字诀读书，屡见其《家书》、《家训》中。如云：
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为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经则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家书》）
又说：
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读经史则专主义理，此皆守约之道，确乎不可易。若经史之外，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如读《昌黎集》，则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昌黎，以为天地间，除《昌黎集》而外，更别无书也。此一集未读完，断断不换他集，亦“专”字诀也。读经读史读专集，讲义理之学，此有志者万不可易者也。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他又说：
读背诵之书不必多，十叶可耳。看涉猎之书不必多，亦十叶可耳。但一部未完，不可换他部，此万万不易之道。阿兄数千里外教尔，仅此一语。（道光二十四年三月）
那时曾氏对于“守约”的读书法，已有十分坚确的自信。他的此项见解，至老不变，实与当时博雅考订之学，绝然异趋。他以后教人“耐”字诀，“恒”字诀，“拙”字诀，“诚”字诀，以及“扎硬寨，打死仗”的口号，凡曾氏功业上的成就，和其从事学问的精神，处处呼吸相通，沆瀣一气。
四
读书既主守约，则选择不可不审。所以他说：
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韩退之为千古大儒，而自述所服膺之书不过数种。柳子厚自述所读书，亦不甚多。本朝善读书者，余最好高邮王氏父子。《读书杂志》中所考订之书，凡十六种。《经义述闻》中所考订之书，凡十二种。王氏父子之博，古今所罕，然亦不满三十种。余于《四书》、《五经》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好之十余年，惜不能熟读精考。又好《通鉴》、《文选》及姚惜抱所选之《古文辞类纂》，余所选《十八家诗钞》四种，共不过十余种。（咸丰九年四月。其他曾氏所述书目散见者尚多，然大体相类似。）
读书能选择，实为守约之第一要义。而选择的标准，应该“先务乎其大”。最可代表这种精神的是曾氏的《圣哲画像记》。他说：
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
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如文王、周公、孔、孟之圣，左、庄、班、马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至若葛（诸葛亮）、陆（贽）、范（仲淹）、马（司马光），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朱、张，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者也。许、郑、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引之父子），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此三十二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若又有陋于此，而求益于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则以一井为隘，而必广掘数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无见泉之一日，其庸有当乎？
大凡有意指导人读书，终不免要做一番开书目的工夫。清代乾嘉学全盛时期的代表书目，便是江藩《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以及接踵而起的《皇清经解正续编》。这一类繁琐的考证学，除非特殊环境以内的特殊人物，无法接近，亦无法研究。陈澧已识其锢蔽而思有以变之，然陈澧劝人读注疏，仍不脱经师经义范围。曾氏则不然，正因他早年没有受锢蔽，故能彻底摆脱当时传统考据学之束缚。此所以陈氏仍还是“博士”之学，而曾氏始得谓真是“士大夫”之学。而曾氏却又能相当的采取考据学之长处。其《家书》中多有不取考据的言论，而《家训》中则主采考据训诂之长，此是曾氏学问与日俱进之一证。又曾氏论考据渊源，分杜马、许郑为两派，以顾秦接杜马，以二王接许郑，将考据学范围放大，更是一种绝大见识，为乾嘉诸儒所未逮。
五
当知乾嘉学之锢蔽，正为把考据范围看狭了，专侧重在许、郑一边。于是他们的学术路径，便不期然而然的趋向到校勘、训诂方面去。极其所至，二王遂成为此一方面成绩之最高表现。现在曾氏把考据范围放宽了，又特为辟出杜、马一路直到顾炎武与秦蕙田，那便在经学之外扩开了史学，于校勘、训诂之外，辟出了典章、制度。至少这样一来，更与陈澧所举“于世有用”的一目标上，更易接近了。而陈澧《东塾读书记》的价值，所以不免稍逊于顾炎武之《日知录》者，其主要关键亦在此。所以曾氏在考据学路上特提杜、马两人，实在是深具意义的。
曾氏曾从唐镜海闻义理，又私淑于姚姬传学古文法，而曾氏之言义理文章，其识解意境，也均超出于唐、姚二人之上。曾氏与唐、姚之异点，也正在唐、姚空疏，而曾则博大。此等处，均见曾氏学问实有所精深自得，实有另辟户牖、别开途径之气魄与抱负。
孙鼎丞《刍论》，追溯洪、杨乱源，深归咎于汉学家言。而曾氏为之作序，谓孙讥之已甚。此犹汉学家讥评阳明提倡良知学，酿成晚明之祸。如此刻深立论，其流弊终不免同陷于党仇讼争。而曾氏对乾嘉汉学，其立论似转较陈澧为持平，此尤不可及也。曾氏序文，作于咸丰九月己未，时曾氏尚在军中。可见曾氏为学，实能抉破乾嘉以来义理、考据、词章三派之藩篱，而求能从大处着眼，俾可兼得三者之精华。他的《圣哲画像记》，平心论之，不能不说他的识解气魄，与其指示学术途径，确已越出江藩、陈澧之上。就现在平心立论，也必如曾氏为学，乃庶可有当于陈澧之所谓士大夫之学。亦必如此，乃庶可谓是士大夫略观大义之学也。略观大义，并非忽略粗疏之略。所谓大义，亦非陆象山所谓“着意精微转陆沉”之义理。此层学者贵细辨。
现在让我们回头来看最近的学术界。似乎领导学术者，其存心多只看重了博士之学，而不看重士大夫之学。因为有此趋向，所以我们当前的学术空气，渐渐和一般社会分离，而形成为一种特殊环境里的一种特殊生活。一个有志读书的靑年，他们的最要条件，便是盼望能走进像样的大学，浩博的图书馆，完备的研究所。而论其学问之所成就，则只是一种近乎博士论文式的著作。我们并不说学术界不该如此，却不能认为学术界只该如此。若我们放大眼光，为一般社会着想，便见学问并不全是关门而做的事。有一种是专门博士之学，为少数人所专攻；另有一种则是普通的士大夫之学，为社会多数智识分子所应领解。曾氏《圣哲画像记》所论，若以专家博士的眼光来评量，有人不免将目其为浅陋。但若注意到社会上一般人物之陶冶与进修，则曾氏的见解，实在是极可取法了。
六
惟专就曾氏个人论，曾氏亦并不仅是一个具有开明常识的读书人，曾氏实还是一个有学术上特殊地位特殊贡献的学者。自然，我们该先具第一条件，再希第二条件。曾氏对学术上的特殊地位，即是他的诗古文之学。曾氏对此，亦屡屡自已说过。他说：
惟古文各体诗，自觉有进境。将来此事当有成，惟恨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流人与我相质证耳。（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家书》）
此乃曾氏开始自觉地寻到他学问的前程，那时他已是三十四岁的年龄了。他那时自定一个每日熟读的书目是：
《易经》、《诗经》、《史记》、《明史》、《屈子》、《荘子》、杜诗、韩文。
这一书目，亦即就他自感最有希望的诗、古文的前程上来选定。曾氏自说：
国藩粗解文章，由姚先生（鼐）启之。（《圣哲画像记》）
然曾氏对诗、古文的见解，其精深博大处，实非姚氏所及。曾氏对于指导研究文学上最可宝贵的意见，即在劝人读专集，而不要读选本。
他说：
吾意读总集不如读专集。……学诗须先看一家集，不要东翻西阅。（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家书》）
又说：
学诗无别法，但须看一家之专集，不可读选本，以汨没性灵。（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家书》）
曾氏从不要汩没性灵的见解上，来劝人勿读选本，这真是研究文学一种极可珍视的意见。
曾氏又主诗文以声调为本之说，此层则源自姚鼐。曾氏姚氏皆主以声调探取性灵，从此使读者精神与作者精神相欣合。此乃从文学上的探求来接触古圣贤的心情，使读者与作者呼吸相应，不啻同堂而觌面。此一境界，与当时博雅派所主从训诂考订上来认识圣贤真理者，其实也是各得一边，双方未见有十分的高下。所以桐城派古文家在乾嘉朴学极盛时代，终还有其相当的位置。
曾氏研攻诗文，最爱韩愈、王安石，盖取其雄直之性趣，倔强之格调，与己相近也。
曾氏说：
读《原毁》、《伯夷颂》、《获麟解》、《龙》、《杂说》诸首，岸然想见古人独立千古，确乎不拔之象。（《求阙斋日记类钞》壬戌）
又云：
阅陶诗全部，取其大闲适者记出，将钞一册，合之杜、韦、白、苏、陆五家之闲适诗，纂成一集，以备朝夕讽诵，洗涤名利争胜之心。（辛未）
盖雄直倔强，曾氏性格之所长；恬憺闲适，曾氏性格之所短。曾氏研攻诗文，着眼在此两点上，切就己身，释回增美。纵使不以诗文名家，而此种研习方法，对于自已性灵修养上，也会有绝大益处。此仍是士大夫之学所以与博士学不同所在。
七
然若专重性灵，则往往易陷于空虚，而曾氏则并无此弊。曾氏尝谓：“雄奇万变，纳之于薄物小篇之中”（《圣哲画像记》），此可谓是曾氏论诗文所悬一大标的。至其对于学术大体之见解，归纳以文学为全部学问之中心之一点，则见于其《致刘孟蓉书》。故曾氏既选定了一部《十八家诗钞》，主从专集求性灵，又选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则义理、考据、辞章，兼收并蓄，一以贯之。曾氏认为此三者，莫非为文之所有事。今天的我们，必须参会曾氏此两选本，细细研寻，庶可得曾氏论诗文学之整部见解。如近人专拿“文以载道”一语来轻蔑桐城、湘乡派古文，此亦只见为是近人之浅见而已。
然曾氏学术，论其对自己个人人格及事业上之影响，可说甚深甚大。而就其在近百年来学术界上之影响言，则究竟还嫌不够。这又是何故呢？我想：
一则曾氏从事学问，已在中年，又久历兵戎，日不暇给，实嫌其在学术上未能自竭其能事。
二则曾氏幕府宾僚，相从于戎马之间者，究以功名事业之士为多，未能深细接受曾氏论学之渊旨。
三则曾氏论学，除对诗古文辞有独特卓见外，究竟也还是切实处多，高明处少。其家书、家训，谆谆然恰是一个贤父兄之教训其家人子弟，而究异乎一代大师之暮鼓晨钟，发扬大道。这是曾氏为学根本缺点。
故论曾氏学问上的成就，到底只在文学一途多些。论义理，则仅较唐镜海诸人差强。论考据，则曾氏虽见及有杜、马、顾、秦这一路，而他自己在此一条路上，全未能建立起规模来。因此曾氏幕僚中的学者，也只有吴挚甫、张濂卿一辈文士，稍有成就。曾氏以后人，崇仰曾氏者，以道德、文章、经济俱备之一点，把曾氏与阳明并论。实则曾氏在当时政治上的影响，远较阳明为大。而论学术思想，则视阳明望尘莫及。近百年来第一个伟大人物像曾氏，论其在读书运动的成绩上，因此竟亦暗惨地没落了，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时代一个极大的损失。
编选自钱穆先生《学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