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
江苏无锡人，1930年7月出生，美国匹兹堡荣休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著有《万古江河》、《心路历程》、《历史学研究》、《求古篇》、《开心篇》、《西周史》、《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等专著，另有专文及百科全书专篇一百余篇。
历史的知识，即是治疗集体健忘症的药方。
最近有一位很有教养的友人告诉我，他从中学开始就讨厌历史，不知为什么要记住那些年代，要知道那些遥远往古的史事。这位友人的疑问，其实也困惑许多人，即使未必是大多数人。历史这一门学科，对于一般人言之，只是考试时必须过的一道关卡。对于另一些人，历史只是掌故与故事，可以作为谈助的资料。甚至熟知以史为鉴的知识分子，也往往未必能明白“以史为鉴”一词的具体意义。因为过去与现在，终究有太多的差异，如何以过去为鉴，仍是相当模糊的观念。
撇开自然历史不谈，人类的历史是人类过去经历的整体。我们日常语言中所称的史事，其实都不过是这个整体历史中的一些枝节片段。枝节与片段并不能孤立，在时序上，每一个片段都有前面无数的因，后面无穷的果。在空间上，每一枝节也有旁延的牵绊与关联，很难将一件史事完全与其他相关的事件切开。正由于人类的整体经历如此的复杂，始有历史这样一个学科，致力于厘清错综的时空关系。同时，也正因为历史整体的不可分割性，如何分割可以处理的史事单位，即是永远聚讼的难题。由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横看成岭侧成峰，一件史事必然呈现不同的面貌。于是，即使已经整理得相当程度清楚的某一史事，由于讨论的角度已改变，前人认为已清楚的史事，又必须由另一史事学工作者加以新的解释。
不偏不倚重建史事
因此史学工作者永远面临两难的情势，一方面他必须尽可能就手头能掌握的资料（所谓史料）整理出一些头绪；另一方面，他也明白，他既不能在时空两界作无穷的伸展，以求周全，他也不能预知下一个史学工作者将会从哪一个角度来再度审查这一件史事的范围及变化过程。史学工作者至多只能做到，到目前史料所及的范围内，以自己最大的努力，诚实地揭去误解与偏见，尽可能从自己提问题的角度，不偏不倚，重建史事发展的轮廓。他的工作，留待未来的史学工作者在这一基础上作更进一步的重建，也留待未来无数代的史学工作者，各就其时代当问的问题提出一套又一套的阐释。史学的范畴内，没有永远不能更改的定论，更没有已经完成的工作，这是史学工作者悲观的命运。但是，史学永远有翻陈出新的机会，则又是乐观的命运了。
由于每一世代都有不同的注目焦点，史料的定义也继续不断扩大内容。在古代，也许只有档案是史料，以记录典章制度及政治与宗教的大事。在今天，考古的实物、民间的传说、医药与疾病的记录、文学与艺术的主题与作风，无不可以取来作为史料，观察古人的心态与生活。至于人口资料、户口纪录、土地契约、商务合同之类，无非档案的延长，自然理所当然地列为史料。从这些扩大的史料范围，史事的项目也相应扩大。今日史学的内容，已不限于国家大事，更不是只注意到社会上层，史学研究的项目包括社会各阶层、生活各方面，例如疾病对某一时空的历史，产生如何的影响。又如，某种群众的心态，如何形之于当世的风气。凡此种种新的历史焦点，不幸还未能为一般人了解。因此史学工作者当有责任，向社会解释自己专业的确实内容，社会大众也分享专业研究的成果。
知道自己，才能以史为鉴
至于历史的功能，自然不能只是为了好奇的谈助，也不能只为了参考前例故实。从狭义的功能说，每一类资料，经过整理分析，便可为社会科学相关的一些学科提供有时序深度的素材，使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不致只从当世人群搜集研究的基本资料，庶几建构更周密的理论。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历史固然不会如重放旧电影一般的重现，从人类在历史上累积的经历中，人类还是可以提撷对人类整体更清晰的了解，从而对于自己也更有自知之明。尤其“知道自己”这一点，才是“以史为鉴”的真义。作为个人，没有人在患难忘症之后，还能清楚理性的处理日常事务。作为整体的人群，却往往以为活在今天，何必知道过去。历史的知识，即是治疗集体健忘症的药方。举一个例子，日本人自诩为世界上最纯种的民族。但是，如果知道了过去至少有过五次移民潮从大陆及南方移入日本，“纯种”之说即成为神话了。又如，中国人习惯自称炎黄子孙，甚至只奉黄帝为始祖。但是，如果知道中国由新石器时代开始，即不断有民族的融合与文化的扩张与交换，炎黄后裔的说法，即属自设太狭窄的限制了。又如，如果大家记得，历史上汉族曾经不断移民来台，则将“台湾人”的定义由一九四九为划分的界线，也未必有可信的理由。
一个有过严格训练的史学工作者，限于个人的精力，势须选取劳务分工后的某一领域，以为自己工作的园地。他可能在整理史料方面尽力，他也可能致力于重建某一系列的史事，他可能是某一断代的专家，他也可能是某一专题的专家。然而，即使人数不会多，总还有一些史学工作者选择了综合性的工作，尝试提出宏观的解释，这是“史识”的运用。然而史识并不是综合者的专利，不论一个史学工作者选择哪一项专业，他有意无意之间，总会有一定的“史识”，作为他取舍史料，界定史事，及解释历史的依据。不幸许多史学工作者并不严格检查自己的“史识”，遂致历史学界本身往往缺少自觉性的合作。因此这是史学工作者都应当时时警惕的缺陷，不能只是责备社会大众误解历史了。
文章来源：《许倬云自选集》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转载自：现代文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