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神普罗透斯诡谲多变，只向制服他的人说出真相。”而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曾经说过：“正义有着一张普罗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可随时呈现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在此意义下，《奥德赛》中变化莫测的普罗透斯便与代表公平正义的法学紧密相合。纵观历史，法学之态多面并存，莫衷一是。其既有普罗泰戈拉之悖的讽刺，亦有大学兴起之源的厚重；既有游吟诗人对法学之逃离，亦有杰尔苏菲高呼：“法是善良与公正的艺术！”。法学的多面孔在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和交互中得以展现，并绽放出其独特的光芒。

以下，朱庆育教授以七个层次展开法与诸学的比较，并在其中不断发掘专属于“法”的光辉。

远古年代，法律不存，矛盾常生。而求诸于神，则是原始的解决之法。祭祀、法师等神职人员，以神使名义去传达神的律令，以此维系社会安定、缓和阶级矛盾。在功能意义上，法学与神学具有相关性。然而，神性判决的介入依然有无法彻底解决的争端，矛盾双方也因此正义的缺位而常常陷入无止尽的复仇之中。朴素的同态复仇观念逐渐形成，展现出一种得失相当的正义感。神话中，雅典娜为俄瑞斯忒斯弑母案展开神庭审判，并以此为契机，建立人间的法庭。这一隐喻暗示了社会的转型，也进一步佐证了法学与神学的高度相关性。随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以宗教、血缘而联结的部落一步步走向城邦和国家，神的束缚力也在此过程中被削弱。那么在摆脱了原始社会的神性色彩后，法又该何去何从呢？

在了解过法的终极指向之后，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就是法何以成为法学。法学作为一门学科与朴素的法的观念相比，其关键在于科学的事实判断系统与伦理的价值判断系统的相合相容。分析实证法学派认为，司法也应采取三段论的推衍，即条件假定——行为模式——法律后果，如此就完成了逻辑上的正确与政治上的正义。通过演绎推理的形式，它可以最大限度排除运算者的主观因素，而完全只与运算规则有关，即通过正确推导出正义。立法者提出的规则代表了正义，而这与三权分立的政治背景相适配。而现代意义上狭义的法律，也就是此类的解释法领域。这就是科学的法学，是一条科学的追寻正义的道路。

在了解过法的终极指向之后，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就是法何以成为法学。法学作为一门学科与朴素的法的观念相比，其关键在于科学的事实判断系统与伦理的价值判断系统的相合相容。分析实证法学派认为，司法也应采取三段论的推衍，即条件假定——行为模式——法律后果，如此就完成了逻辑上的正确与政治上的正义。通过演绎推理的形式，它可以最大限度排除运算者的主观因素，而完全只与运算规则有关，即通过正确推导出正义。立法者提出的规则代表了正义，而这与三权分立的政治背景相适配。而现代意义上狭义的法律，也就是此类的解释法领域。这就是科学的法学，是一条科学的追寻正义的道路。

再让我们回到法学与神学的视角，在溯源中慢慢摸清“法”的本质。哲学家莱布尼茨有言：“法律与神学是有极高的相似性的，即成文的合理性的。”而所谓宗教的教义，也蕴含了不可挑战的权威之意。正如《圣经》之于基督教的不可挑战，法律也有其不可挑战性。通过这样一种理念，我们构建了法教义学，用形如数学的形式逻辑来计算责任与义务。但法学并不能成为恒久的教义，立法并不是永久法。以偶然之法追寻永恒之正义，无疑是虚幻泡影。

在神学底色之外，历史中的法也与史学在进行着不断地交融。因此，史学观点也是一个研究法学本质和演进的独特视角。

自然法学派认为，虽然我们说法律条文是立法者的创造，但实然上，立法者也受到历史与自然的约束。究其根本，立法者与法官都是法律的中间一层。在自然法与实证法的冲突下，人应当寻求最原初的自然法。然而，穿过理论迷雾，我们似乎看到，绝对理性，神谕，自然规律，皆非自然法之本来，权力才是，与之相应，权力的流变也就造成了法之演进。

那么，在自然法理论与法律实证主义之外，是否存在第三种解释路径？历史法学派提出新的观点。萨维尼曾道：“法是民族精神的产物。”规则是在民族交往中产生的，而法学家代表了民族的精神。如果法学家能够恰当地代表这个规则，而立法者能够恰当地表述这个规则的话，那么大致能保证大前提是真的。研究规则的过程形如历史学的工作，因为全要在过往法典与法律文献中挖掘。

历史与法学的分野是十分清晰的：对于历史解释没有答案，也不会去追求正确答案；而法学，文本解释需要正确答案，因为要追求正义。因而一个是探究式的，一个是独断式的。放眼文学与艺术，不乏作家解释与读者解释之争。受此启发以概括，法学之真理，既有主观解释，即历史上的立法者意志，又有客观解释，即关注本身的规范意志。而相应的法学之方法，大体可用萨维尼四准则囊括，即语法因素，逻辑因素，历史因素，体系因素。因此，倘若我们将法律视作一部作品，那么对其的解读又是否存在一种“作者已死”的困境呢？这是一个关乎法的解释权的值得深思的问题。

现在，让我们最后一次回到法的原初目的：追求正义。这里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什么是正义？冲突产生了正义，又为正义提出了挑战。从卡尔尼德斯的木板，到洞穴奇案，再到电车难题，不同语境下的矛盾对正义提出了质疑。在伦理主义语境下，正义是一种先验的道德，是作为法律前提的存在。而功利主义则是说，正义的衡量并不具有先验的价值，而是要依据人类福祉的最大化进行判别。这哲学两种视野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论断，为法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力而无尽的思辨。所以，法究竟是什么？正义又是什么？我们又该怎样构建法律去维护、追求正义呢？这成为了“法”存在的根本意义。

Q:  国际法中，存在尚不明晰的定义，这是否与法学的科学性相悖？

A: 这与国际法的特点有关，它更多是政治妥协的产物。当然，其中的基本规则是相对一致的。诸如此类矛盾，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Q: 立法存在滞后性与漏洞，需要司法者进行取舍与填补。这是否说明司法者承担了某种立法者的职责，二者的分野只是应然层面而非实然层面？

A:是的。事实上，立法过程也是模拟法律适用的过程，它在一个既有阶段一直向前发展。法学通过一个一个问题的提出牵引我们提出新的理论，解决新的问题。既然法律的发展没有终结，这个问题便不会有答案。

Q: 逻辑在法律中到底占据怎样的位置？

A: 逻辑是思维的结晶，在所有学科都很重要。我们应讨论的，是在法学中，逻辑的基本规则应贯彻到什么地步。事实上，越是形式化的学科，逻辑越占据核心位置。然而，法学是讲究实质的学科，它当然要讲究逻辑，但逻辑不是全部。我不能确定逻辑在法律论证中占多少分量，只能说，没有逻辑是万万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