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大讲堂 | 石云里：清朝曲折的天文自立之路

2022年4月28日晚7点，武汉大学通识教育大讲堂第三十八讲在线上开讲。本次讲座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石云里教授主讲，武汉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常务副主任、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桑建平教授主持。石老师在讲座中与在线的老师同学们一起分享体验了清朝曲折的天文自立之路。

在系统性分析与理解清朝天文历法发展历程之前，我们必须了解天文历法在古代中国的地位。因此，石教授先从历史层面与我们一同梳理了天文历法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与价值。首先，古人认为天象与人间祸福相关。因此，古人常夜观天象，希望以此预测人事。其次，天文历法与政治息息相关。在古代，天文历法是皇权的象征，太阳象征着皇帝，月亮象征着诸侯。

明朝末期，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进行教义的传播与推广，与此同时，他们敏锐地发觉中国天文历法的落后，并想以此为突破口，借此获得永久居留权。适逢崇祯二年钦天监日食预报失准，崇祯皇帝决心沿用西法，编撰新历。随后便任命徐光启与李天经为督修，并聘请四位耶稣会士参与修撰，历时五年，终成《崇祯历书》。石教授指出——可惜的是成书未久，明朝就覆灭消散。但传教士把握时机，转向提议为满清王朝新编历法。努尔哈赤同意后，任命汤若望主持钦天监，汤若望随后据《崇祯历书》稍加以整理编成《西洋新法历书》。

在古代中国，天文历法历朝历代都是皇权的一种象征。因此，西洋新法始终不能为文武百官与社会所接受。石教授解释道：为了消除两者间的隔阂，康熙皇帝提出了“西学中源”的说法，即西方的科学来源于中国。同时，康熙皇帝还组织官员袭用西洋之法编成御制之法，进一步消除隔阂。然而，康熙皇帝于晚年终究还是意识到天文历法不应受制于人，应寻求独立自主的体系，康熙皇帝的态度也促进了中国天文学家对“自立”的追求。

石教授强调——事实上，传教士的历法理论也存在着许多缺陷，其对于许多现象仍预测失准。梅文鼎、杨学山等人更是对其理论先后提出诸多质疑与修正。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清朝官员在学习中已经逐渐具备了挑战西洋之法的能力。而传教士面对挑战深感不妙，害怕就此失去了立足之地，决定实行反击。此时，有位叫戴进贤的德国传教士将牛顿万有引力理论应用于修正，成功预测了下一次月食，于是扳回一城。既然有了更加准确的历法，乾隆皇帝决定再次邀请传教士编撰《御制历象考成后编》，自立之路最后也达到了一个新的平衡。

石教授的分享结束后，同学们也早已迫不及待，纷纷提出自己的思考与疑惑。同学们的问题包括天文历法在古今国内传播与社会生活渗透的方式与媒介；国内历代封建君主对历法和科技的变革所起到的作用是对还是非；天文方面探索尤其活跃的明清时期天文学家与工作人员的培育和选拔机制等等，石教授也一一进行了详细而全面的解答，师生均获益良多。

最后石云里老师提出了几点讨论，希望引发同学们进一步思考，也值得我们一起讨论。

1、中国天文学家对“自立”的追求和耶稣会士“再平衡”策略均表明，清朝官方的天文历法活动带有极强的政治斗争色彩，这场斗争是否可以看作是明末清初西方天文学引进过程中的“夷夏之争”的再继续？

2、在穿上了一件“御制”之法的外衣之后，西方天文历法并未使中国人从内心实现的“西法”对认同与接受，其中的原因有哪几层，它们彼此又有什么联系呢？

3、不管是“西洋新法”，还是“御制”之法，明清两朝对西方科学的引进虽然极大地改进了中国官方天文学的精度水平，但官方天文学家们所关注的始终只是精密的算法来履行自己作为政府官僚的职责，从未把注意力真正指向对天体运动的理解本身，因此也从未从精神气质上实现中国天文学的“西化”或者近代化，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中国天文学家的“自立”与西方传教士的“再平衡”使得清朝的天文自立之路十分曲折，它不仅反映天文历法上的中西冲突，更揭示了当时中西文化的交融。细察之，能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剖析古代政治，全面看待历史。慎思之，能为现代中国天文发展提供反思和方向。近十年来，中国在天文领域的发展迅猛，取得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FAST“天眼”已开，“天宫”空间站即将建成，相信今后中国的天文之路必然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