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大讲堂 | 白彤东：新冠疫情下的政治哲学反思

白彤东教授认为，政治哲学做的是想象理想的世界政治制度应该是怎样安排的。但这种想象不是空想，正如在柏拉图的《理想国》第五卷中写到的：一个理想政体的实现，比较可能的方式是在当前的政体里面做一个最小的改变就能让它变得理想，从而展现出政治变革的一种可能性。所以本次讲座基于上述思路，即在现实的政体中，如果做出很小的改变，能否提高其对疫情带来的很多相关问题的应对能力。

在此前提下，白教授选择的政体是广义的西方自由民主政体。在上世纪90年代，日裔的美国政治学者福山出版了著名的《历史的终结》，书名意为在历史中，人类对理想政治制度的探求已经终结，也即自由民主制度已经取得胜利。近些年来，对自由民主制度是不是历史的终结、是不是理想的政治制度有越来越多的怀疑，但还是有很多人相信这就是理想制度。但是实际上这一“理想制度”出现了很多问题，那我们需要思考能不能有一些小的变革让这个所谓理想的制度变得更好。

做出改变需要有思想的基础，白教授采取了很多儒家的思想。这里讲的儒家思想不是中国特殊的文化，孔孟从未认为儒家仅为邹鲁设计，而是适用于整个华夏——华夏指的是文明人，而非狭义的中国人。孔子甚至认为，即使是所谓的九夷，也可以接受他的思想。所以用当代的话说，孔孟认为他们的这套东西是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意味着谁都可以用，但是它是不是好的，人们愿不愿意都用，却不是必然的。因此白教授努力展示儒家思想对修正自由民主制度的可能贡献，其结果反映在Against Political Equality—The Confucian Case一书中。讲座的前两个议题是白教授和新冠疫情相关的一些困惑和思考，并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法，只是问题，未在他的专著中全面处理，但新冠疫情使它们变得很迫切。

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自由民主国家里关注度很高的隐私问题。新冠疫情一个很重要的控制的办法，就是接触者追踪，这是抑制疫情爆发、扩散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但西方媒体总把通过手机的一些追踪和奥威尔《1984》中老大哥对全民的监控和追踪联系起来，他们认为这种追踪是不自由的、不民主的。欧美人对隐私有一种近乎疯狂的、非理性的追求。而这样的非理性想法背后是当代自由民主政治中很重要的假设：公家和私人的截然对立的关系。这种公私对立观念在西方很早就有，《理想国》中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在公私对立的前提下，如何防止私人利益对城邦利益的伤害。而在近代欧洲，这种公私对立观念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功利主义学者密尔的《论自由》中虽然也承认公私利益冲突对立这一前提，但其关注点变成了保护个人的自由和选择不受国家和公众侵害。

儒家挑战了公私对立观念。儒家认为个人在家庭中和国家中的表现是有高度关联的，如俗语中“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个人与国家是不可割裂的。儒家展现了一种诉诸我们直觉的观察，即一个人在一个最小的圈子（家庭）中的行为往往与其公众行为相关。在儒家理念中，私与公是有连续性的。同时，儒家也承认，如果个人只关注自己的家庭，对国家可能是有危害的，儒家坚决反对为了个人利益损害国家利益的滥权。但是，对公私利益冲突，儒家不主张以对私的彻底压制来解决冲突，而是认为私中的很多行为对公的利益有很多帮助，比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们对陌生人的关怀是从对自己家人的关怀中延伸出的。因此是把私中对公有益的部分培养壮大，就可以对公私冲突的部分有所抑制，并且这种抑制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克制。

儒家采取的公私连续的态度可以一定程度上弥合公私之间的冲突，但不可否认的是，公对私的确存在着侵害，比如个人隐私信息泄露而被非法利用等。同时，对于隐私的极端的追求也是不理性、不必要的。那么，如何合理地划定公私之间的界限、划定界限以后采用何种方式对隐私进行保护就成为了需要我们深度思考的问题。

在新冠疫情爆发的美国，“戴口罩”这一有力的防疫措施被特朗普政治化了，因此许多的共和党人和保守主义者拒绝戴上口罩。这样的个人选择显然不利于疫情的防范和公众利益的保障。而在口罩之前，白教授早在思考的是疫苗问题。一篇将疫苗与自闭症关联的文章，以及其他考量，让一些美国民众抵制接种疫苗。也正因为这样，原本通过接种疫苗已经得到有效控制的麻疹在美国卷土重来。

在这次新冠疫情中，疫苗问题更显尖锐。比如，我们可以假设，要达到能够防范疫情的群体免疫状态，需要至少90%的人注射疫苗。像古巴那样建立艾滋病隔离区把不愿注射疫苗的人隔离起来显然不符合自由民主和保障人权的理念。但同时，作为一些人所理解的个体自由之基础的霍布斯、洛克等人的构想的实现完全孤立的自我本来就不符合人类历史真实，而这一假设在当今人员高度流动、密切联系的现实中更加不能成立。个人选择不接种疫苗不仅会影响个人，而是对他人也会产生影响。白教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可以接受10%的人不接种疫苗，这10%如何确定？如果不愿意或者不能（由于宗教信仰等原因）注射疫苗的人超过了10%，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任何疫苗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风险，因此如果完全出于理性的考量，不接种疫苗当然是好的，尤其是在其他90%的人都接种了疫苗以后，那么就既可以获得接种疫苗的好处，又可以规避接种疫苗的风险，这就是哲学中的“搭便车问题”。这样的行为对接种了疫苗的90%的人来说显然是不可接受的。在政治哲学中，如何处理搭便车问题，防止少数自私的充满技巧的人蹭取公共福利，便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西方学者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一种是所谓的“轻推”（nudge）的办法。国家采取可以改变公民行为选择的措施，比如将健康食品放在更容易碰到的货架上、不接种疫苗需要缴纳一笔保障金等。这样的举措既具有导向性，又不违反自由民主原则。但这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即当国家的导向性措施无法生效，我们可能就需要采取更为严厉的政策或法律来规范公民的行为，即所谓的国家强制（state coersion）。在自由民主国家里，如何既保障公民的自由，又通过国家引导甚至强制性措施保障公众利益，即“自由的家长制”该如何实现，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新冠疫情中则具体表现为，如何在实现群体免疫的同时，而不违反自由的原则。

白教授随后探讨了自由的功用与局限问题。美国当前成为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特朗普的防疫措施不力。而在疫情之中，美国的卫生官员因政治压力不敢公开发言或劝谏总统，这说明自由民主国家的自由不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就完全不受其他政治因素的影响，政治利益的考量对言论自由的影响永远是存在的，自由没有那么大的功用。自由的功用体现在信息公开、媒体的公开报道和新闻监督。个人自由并不能完全不受侵害，但自由的真正含义在于个人不能发声时，还有媒体等机构帮助个人进行发声。另一体现则在法治维度，被解职的官员可以通过法治程序进行抗辩。这样的自由并不是只能在西方民主政体下实现，新加坡在很大程度上也做到了。在理论上讲，哪怕是中国的法家同样主张信息公开透明和上诉、申辩程序的正当性，儒家对于民意的重视中也有相似的倡导。自由不是万能的，有其局限性，但至少自由讨论为产生好政策提供了前提条件，保障了人民“抱怨”的权利，同时也对某些滥权有一定的限制。

因此白教授提出了富有儒家精神的解决措施。选出一部分精英组成上议院，再选出一部分民意代表组成下议院，由上议院和下议院投票综合决定领袖和重要政策，也就同时保障了民意的表达和决策的正确性。美国刚立国时联邦党人确立的一系列民意表达与监督机制便与之相似，这和儒家民意与“大人君子”结合的精神也是一致的。同时，在疫情中，国家主义的反弹，全球化进程遭到阻碍，世界卫生组织也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实际上由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全球化时代国家的界限和国家利益被模糊和超越，但真正掌握实权还是国家，因为没有一个国际组织有可以进行强制干预的暴力机器。针对这一问题，白教授提出儒家的“新天下体系”。这一体系基于“差等之爱”，各国首先爱自己的国家，但同时也要实行“仁道”，对其他国家负起责任。同时，根据《春秋公羊传》中的“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原则，负起仁道责任的大国建立联盟，形成全球性的强力机构，捍卫人类文明，抗拒野蛮国家和处理人道灾难。白教授构想了一个更现实、更道德的“现实的乌托邦”，新冠疫苗的开发、扩散乃至全球化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此。

“抗疫之思”系列讲座前面三讲分别请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院长、武汉雷神山医院院长王行环教授讲述中国团结抗疫的缩影——雷神山“战疫”；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黄仁伟教授讲授疫情下的世界秩序变化，展望了中美关系前景；武汉大学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蓝柯教授为我们上了一堂冠状病毒的世界级科普课。作为通识大讲堂第二十四讲，同时也是“抗疫之思”系列讲座的最后一讲，白彤东教授深入浅出地讲述了新冠疫情下暴露出的政治哲学问题，描绘了一幅理想政治的图景，也展现了政治哲学问题可能的解决措施和儒家的新的可能性，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儒家和自由民主政治的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