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大讲堂 | 赵明：历史与正义——司马迁“一家之言”新解

赵明教授追忆十五年前他在武大跟随邓晓芒教授做研究的时光，在樱顶老图书馆读书、在珞珈山上畅游，自然与人文相得益彰。他回想到邓先生在课堂上的教导：“你念康德应该像小学生念课本一样，一字一句地去念。”当时赵明教授是已经中科院的博士了，”但先生开启了我读书真正的道路“，赵明教授如是说。赵明教授没有学习德语在研究康德的路上继续走下去，但邓先生”一字一句去念“的读书方法却使得赵明教授在其他的领域收获良多，今天赵教授所讲的《史记》就是一例。《史记》是中华民族伟大的经典，赵明教授学到“一字一句去读”方法后可以说是一字一句地又去反复念，念完之后有话想说，于是就比较早地开设了一门通识课。

赵明教授分享了他对于通识教育的看法，他为武大通识教育队伍的壮大感到高兴与欣慰，他认为在当前专业教育大潮中开设这样一门课能让我们的眼界开阔、心胸宽广、精神滋润，通识课对于我们十分重要，通识课程应该是一个补充，应当唤回过去八十年代的大学中的精髓和好的东西。我们应当在通识中跟随经典获得乐趣，“一字一句地去念”以能尽量弥合读广博经典与时代要求专业人才之间的矛盾与反差。

《史记》，是伟大的史家写的一部伟大的经典，史家是司马迁，赵明教授的书写和讲述中都把他尊称为史迁。《报任安书》中“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一段传达了四个信息。其一，《史记》是一部通史，从轩辕黄帝写到史迁的当朝，即西汉汉武帝王朝；第二，史迁采用的体例是纪传体，这样的纪传体开启了正史书写蓝本；第三个信息，史迁着笔的重点是在撰写一部当代史，也即秦汉史，是开启了后面两千多年帝国的秦帝国与刘家终结秦帝国而创建的汉朝。自黄帝以降至秦朝，这是通史，但更是为了写当代秦汉史寻找根据；第四，史迁明确表达了他撰史的宗旨，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史迁要“成一家之言”，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难“。首先，在史料的收集、整理、考证等诸多方面无疑是难的，尤其他还要“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从三皇五帝讲起一直到秦汉当今，叙写过去到今天都有何关联、有何改变，要做这样的事就需要史实。史料收集要下功夫、要有耐心，还要有一点运气。史学研究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就是基础性的史料和考古，有些东西在那里可能不会发声、永久地沉默，史家需要史实来走向它们，让它们发声。寻找史实已经很难，史迁还要写当代史，要对当朝做出自己的评判，“述往知来”，他要表达自己的史观来判断强劲的雄风什么时候衰弱或是会一直强劲下去，做出这样的判断本身就有极高的难度，而表达史观才有可能做到“成一家之言”。

但对于史实、史料、史观，太史公都非常自信，他为了写出史书，在广大区域间，把关于那些当朝的皇帝和列侯们及其他人物的民间史料都尽可能收集起来了，经过印证，他在书中印证参考的书目多达130余种——甚至可以这样说，他把当时所有的书都看了，还有不知道多少的民间材料。因此有人说《史记》添加了太多史家的文学想象因而是一部文学作品，这种评价是不公允的。但人们难免疑问，”某某在功成名就之前卖过狗肉“这种事情太史公从何而知？也如同一位同学在提问环节中提出的，”即使有民间传闻和别的史料存在，司马迁隔着遥远的时间空间距离是怎样可以对鸿门宴中每个人物的神情、语言都描写详尽的？“赵明教授坦言，史迁不是在做什么文学想象，而是把人心真实的想法呈现出来了——只要我们回想一下自我评价时的状况，我们是不会对自我作出负面评价的，我们都有掩盖自己历史的倾向，如果我们不遗忘自己是如何生活的，我们也就不会苛责史迁了。而关于真实，赵明教授认为诗的真实比历史的真实更重要，所谓的“我们眼见的真实”通常也要通过多个程序才能判断它的真实性，而通常所谓的史家的文学想象，也不代表不正确，只要合乎逻辑道理，即是我们穿越经验的东西到达真实的路径和桥梁。

史料、史实、史观三难对于司马迁而言其实都不难，第四难才是最难的。“成一家之言”在于成真言，离开真，所谓的史实、史料都将大打折扣，求真、言真、书写真，这才是史迁认为最艰难的地方。在《史记》文本中他不断地讲述，“难为一二知己道也”，他在提醒我们他自己觉得最难的是这里，提醒我们他说的是真言。当前主要研究《史记》的是文学界，很多人认为他最大的文学想象是荆轲刺秦，秦王是如何面带惊恐绕柱而跑的、荆轲是如何怒目拔剑的，隔了这么多年难道不是司马迁想象出来的吗？可当仔细去看，史迁书写这个故事之后，他告诉我们之前关于荆轲刺秦已经有的很多民间传说都不可靠，而他的书写来源于自己的老师董仲舒的讲述，而董仲舒又是听那个扔药箱阻挡荆轲的夏无且讲述的，而经过推算，董仲舒十五岁以后就可以出门游学，那时夏无且大概在65—75岁左右（对于一个老中医，尤其是秦始皇的御医而言，长寿太正常了），董仲舒在游学过程中可以获知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是完全有可能的。在这样一个最具文学想象的片段中，司马迁偏偏要给我们提供当世大儒和事件亲历者作为证人提供给我们一个证人，他是要向我们说明他是在书写真实的历史。

为什么偏偏最难的就在于书写真言？因为史迁生活的当朝就是一个最难以言真的时代，他在这样一个时代决意要说真言，本身就已经是“一家之言”了。司马迁知道自己书写的史书的命运在这样一个难以言真的时代是不会好的，他在《报任安书》最后的段落写道“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这是非常悲哀的书写。什么叫“藏之名山”？有学者考证说“名山”是国家图书馆，但这不合乎逻辑，史迁真正想要的是自己的著书可以在世间传播，而把自己的著书藏于一个绝大部分人难以接触到的国家机构中显然不符合史迁的初心；因此“藏之名山”就是指藏在深山老林里面，史迁知道它的命运不会好，一旦拿出来就会被毁掉，因此他忍辱负重，写完之后就把它藏在深山老林里，他在等待，可能过了过了千年，他的真本总会有人，会有“圣人君子”可以发现。赵明教授动情地讲述到，他一直在想《史记》的真本会藏在哪里，当时的首都长安南边的秦岭、附近的终南山、华山、秦岭、太白山，还是回到他的故乡韩城的凉山？赵明教授曾多次去过终南山、秦岭一带，当然他不是指望开着车就发现了真迹，但这是一种心境的感受，是真真切切地去感受经典而非仅仅隔靴搔痒，赵明教授坚信着《史记》真本一定就在某处等待着后世的“圣人君子”可以发现它的存在。

在一个不被允许说真言的时代要书写真言，这就是书生文人的风骨。鲁迅先生对正史的评价一直不高，但对司马迁和《史记》的评价却很高，高到无以复加，鲁迅先生的《汉文学史纲》写到司马迁就停笔了，他这样写：“况发愤著书，意旨自激，其与任安书有云：‘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赵明教授强调，我们念经典应该要理解“史家之绝唱”的“绝”是指史迁在那样一个绝不允许人吐露真言的时代里非要书写真言，而其后少有来者。鲁迅先生是不是后世圣人君子的一员呢？无疑他是的，他读懂了史迁。鲁迅也想说真话，他也说了很多的真言，他挑了很多刺，因此有人说“鲁迅先生应该去看心理病”，像这样的研究数量不少，但为何要对书写真言的人这么狠、这么残酷呢？当有人说鲁迅先生偏激、心理有毛病、见不得别人好，他应当扪心自问：“我试试看能做到吗？”读经典能让我们的心灵滋润丰满起来，但如果这样抱着不理解的偏激心态去读，是不可能滋润丰满起来的。

班固写《汉书》时为史迁独立列传，结尾有很长的一段赞，这个赞是班固班彪父子两人共同的创作。“上断唐尧，下迄秦缪······接其后事，迄于天汉”给予了史迁史书体系的定位；“其言秦汉，详矣”班彪也认为《史记》主要是写当代史；“至于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这是对《史记》的史料评价，认为其还是有欠缺，但紧接着“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称赞史迁对史料、史实下的苦功；“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这是对《史记》史实、史观的批评——悖谬与圣人，圣人即当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班彪对这一点做了严肃批判，后面又举例批评其不该写“货殖列传”这种“不着调”的东西，但笔锋一转，班彪又赞美了史迁的真言，“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以上为班彪的观点，后面班固的话很少，只有三句，”乌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难矣哉！“他一声长叹，这样一个书写真言的人命运如何？”幽而发奋、难矣哉“。班彪说司马迁在说真话，可是这样一个史家，他算是通了古今、名了事理、见多识广，可他唯独不能保身，就因为说了真话他的命运极惨。班彪班固父子对史迁的评价就像一部交响曲，身在东汉的他们知道不能说真话，已经开始躲躲闪闪。但相较于后世的史家，他们已经很好了，后来的闪避太多，因为他们知道：历史不允许说真话——”明哲保身“这个成语就是这样得来的，于是真开始了对我们的流浪。

回看史迁当朝。汉武帝刘彻当了五十多年皇帝，他上台时十六岁，年轻而雄心勃勃，但当时还是其祖母窦太后主控朝政，年轻的皇帝通过改元建元元年与”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来试探窦太后的底线，这充分体现了年轻皇帝独自专权的政治意志，然而此时时机未到。于是汉武帝等待了六年，在窦太后去世后再次召对贤良进行”策问“，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三策包括皇权的正当性基础问题、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教化天下臣民。汉武帝要求人说真话、直言进谏，可是不能说真话的时代悄然来临了。这三策解决的是汉武帝刘彻个人皇权意志本身，不仅在理论上解决了，还要普及到天下臣民的内心，很多人没有感受到其中深意，但司马迁内心非常深刻地感受到了：必须要开始遮遮掩掩，不可能再有直言了。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司马迁与汉武帝刘彻才是真正是那个时代的人，而包括董仲舒、公孙弘在内的一大批汉儒，他们不知道自己所讲述的深入臣民内心深处的东西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和结果，他们不过是在揣摩圣意、媚上，所以班彪、班固与司马迁在对这个时代的评判上保持了一致，董仲舒等人所言所行都是为了利益罢了，班固总结为”奴隶“。

司马迁在这个时代里决意要书写真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一一对应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其一，董仲舒通过天人感应理论捍卫了皇权的正当性，史迁的描写里却没有鬼神，皇帝就是人的孩子。对舜的描述中，董仲舒神乎其神地进行了夸大渲染，而司马迁却直写“舜在大山里面没受过什么教育，就是心地好、力气大”，史迁让每个个体的人包括皇帝在内都是人之子；第二，“通古今之变”，观照前秦与今汉，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间有什么区别吗？即使儒家思想是正确，独苗能成长为参天大树吗？司马迁看到春秋战国所有的自由思想都将消失了，而他要的是天地之间的人都能凭借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哭、去笑、去受屈辱，《史记》写了四千多个人四千多个形形色色的生命，中华民族恰恰是因为这些真实的生命存在才创造了辉煌的多彩的文明；所谓的“成一家之言”，董仲舒的一家之言是天不变、道理不变，万物稳定、连续、恒常，但史迁的一家之言通过对那么多鲜活生命的描写发现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变、根本没有不变的东西，因为创造历史的就是无时无刻不在变的血肉之躯。史迁只讲历史，不说空话，他摆出三千年变化的历史，用历史对抗玄而又玄的天人感应哲学。史迁认为那些扭曲扼杀人的本性的制度、伦理、规范，所有这些都是不正义的；而有利于这些真实的生命与人性生长发展，允许失败挫折，就是正义的。在这一维度，我们又可以说史迁是一个哲人。

史迁继承了孔子“无说空话”这样一种书写历史的态度，司马迁不是儒家，但却为孔子列传。司马迁为孔子列的传与董仲舒的传对比，孔子的形象差别很大，在史迁的传中，孔子是一个孤独者，幼时孤儿、老时得不到承认，史迁这是要把孔子把儒家拔除出来。当朝的罢黜百家把孔子捧上祭坛，但在史迁的描写里，孔子到最后都是孤独的、流浪的——这是司马迁最后的一家之言。

苏德超老师最后总结赵明教授的讲座是激情的，这在当前普遍问题式讲课的情况下难能可贵。赵明教授是在用生命讲课，他对讲的东西有生命体验，能够心意相通、性命相契，这使得司马迁从历史上冷冰冰的名字变成活生生的、在讲台上走来走去的人。而我们的通识教育要回归到人，回归到人更本真的东西，正如易中天老师评价赵明教授讲的《史记》”有血性“，血性就是虽然我们爱生命，但更要为了生命以外的生命，为了信念理念而舍生忘死，回到那个时代，在不能讲的时候偏要讲，这就是伟大之处。

而当被问到应该如何处理对历史和司马迁的深情与历史研究提倡的科学理性态度之间的矛盾时，赵明教授表明他从尼采的观点中获得了自信与支撑从而跨过了阅读与书写一个史家需要过的第一道关口。在19世纪尼采的时代，也即所谓历史科学的时代，尼采在他“不合时宜”的几本书里写到了历史对于人生的意义。赵明教授认为那些抽象科学表达出来的历史规律都是不可能的，那样的历史里面失去了人的存在，人被遮蔽，那么历史也不能成为历史了。我们要的是人，而人又不是能够被抽象符号，人是一个个有血肉之躯的有自己灵魂思想的个体存在，我们的世界是由这样的人组成的，如果这样的人倒下了，我们的地球恐怕也不需要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