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大讲堂 | 黄裕生：重估中国文化，重申古今之变

讲座伊始，黄裕生教授从中国文化的现实处境出发，提出了重估传统的问题。近代以来，异文化的强烈冲突和挑战迫使中国人摆脱原有的“文化中心主义”，尝试着重新定位自己的文化。而西方世界为我们的重估提供了两个参照系统：一个是具有世界史意义的世界本原文化体系；另一个是构成现代性社会秩序基础的原则体系。二者缺一不可。

黄裕生教授认为，对于中国文化地位的认识，并不应该局限于传统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需要放到世界史的普遍性意义上去思考。他借鉴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认为更准确的定位应该是“四大本原文明”，而本原文明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第一是对于绝对性的觉悟。他进一步解释道，一般文化所能够关注到的大多是一些相对性、有限性的东西，文化的突破恰恰就在于对于绝对性的觉悟，这种觉悟可以通过宗教和思想两种方式来实现。东西方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不断，正是依赖于这种强烈的绝对性力量；第二是对于人自身普遍性的认识。劳动分工使得人自然地生活在等级秩序之中，受到等级关系的制约。本原文化的超越性就在于发现了人具有更普遍的本相，而不只是各种社会关系中的角色。因此，本原文化自觉地承担起在人与人之间贯彻普遍原则的使命；第三是对于人自我改善实践的自觉。在前两种觉悟的基础上，人需要对自身进行自我提高、自我改善的实践，即独立求知、独立为学，与此同时相信教育具有改变社会、改变世界的力量，而不仅仅是暴力。

中国文化作为一种本原文化，体现出以上三个特征。首先，在绝对性方面，殷商的崇拜体系确立了“上帝”作为超越自然神的最高神，同时切断了人神交易，以宗教方式获得了关于绝对性的觉悟，并使得宗教生活纯洁化。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则以思想方式加强了这种意识，例如墨子的“法天”之说。其次，在人的普遍性方面，最典型的就体现在儒家思想之中，尤其是孔子的“人学”原则。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他率先提出“仁者爱人”，并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终身法则，既承认每一个他人都是独立于自己的又一个自己，又尊重并维护他人作为这样的个体。最后，在自我改善方面，孔子所确立的学说帮助人成为君子，抵抗住各种诱惑，而成为君子必须通过教育与知识。以上三个标准确认了中国文化是一种本原文化，而这也是中国文明源源不断的根源所在。

黄裕生教授进一步指出，本原文化民族往往是苦难深重的民族，因为它自觉地要去承担世界的普遍性原则，这是一种内在的使命。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焦虑就源于此，他们面对异文化的挑战，陷入了无法完成文化使命的迷惘。到了今天，为了完成这一使命，我们特别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其他国家文化。他认为，本原文化之所以为本原文化就在于对绝对性的觉悟，但是绝对性是永远无法被揭示出来的，所有本原文化都只是对绝对性某一方面的一种解释、一种叙述、一种确立，这就意味着本原文化之间都必须相互学习，才能真正丰富自己，才能体验到绝对性的更多特点。近代以来，不同文化的思想碰撞不仅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还建立起一套关于人自身的原则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最根本的身份——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人格主宰，由此延伸出人的责任、权利优先、主权在民等原则理论。而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在这样一套原则体系之下，重新反思、评估、理解我们的本原文明，正确判断和评价传统文化，这就是古今之变的内涵。

在提问环节，黄裕生教授耐心地回答了观众的问题。其中，有同学提出古今文化是否具有高低之辨，黄裕生教授认为文化之间确实具有高低之分。文化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对人的自觉性的认识也是有区别的。我们今天常常用东西之分来模糊掉古今之变，实际上这是非常危险的，文化不仅具有类型的差异，也存在着代际的变更，历史处于一个扩展的历程之中，我们必须重视这一点，才能不断提高。

黄裕生教授的讲座为我们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启发我们进一步理解和反思自己的文明。实际上，我们在思考问题时需要始终走在时代的前沿，在全球化和世界性的高度上来评估，才能提高和完善自己的认识。讲座虽然结束了，但关于人和文化的思考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