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大学通识教育的灵魂
詹福瑞
教育应该回归以人为本，全面提高人的素质。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很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的专业化。专业教育的优势在于能为学生提供专业化的训练，使学生能精深地掌握一门知识，但其弊端在于“精而不活”，严重限制了学生对整个人类世界的了解。而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辅相成，它能使学生的视野更为广阔。其实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培养完善的人。通识教育最终要落于“人”，达到人的自我完善和成熟。为了实现这个教育理念，“经典”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典作为人类文化遗产中的精华，是历代前贤探索宇宙人生而累积下来的文明成果。阅读经典与通识教育的目的是相通的，都是了解宇宙、了解社会、了解自我。
目前学界对“何为经典”的争论越来越大，对经典的权威性与合法性质疑颇多。观照古今中外，五十年代以前，经典的权威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但七十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西方学者对以欧洲为代表的传统经典提出了质疑，例如1971年雅克·朗西埃编写的《文学的政治》，对传统的经典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从西方对经典的批评来看，传统经典大多是“男人的经典”，很少有女性作家的经典；大多是“白人的经典”，很少有非白人的经典；大多是“贵族的经典”，很少有下层作家的经典。学者们由此批评欧洲传统经典是建立在权力的基础之上，也就是通过权力获取经典的话语权，于是他们对经典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这些质疑与美国“超级大国”的兴起有关。七十年代，美国逐渐成为世界经济与文化的领导人，文化话语权随之发生了转移。部分美国学者开始质疑欧洲传统经典，希望重新确立大学经典书单，使书单同时囊括欧美经典。对传统经典的不同态度使学界分成了两派：捍卫派和批评派。捍卫派代表、耶鲁大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驳斥了来自后现代的批评派学者，认为他们是经典的憎恨学派。
西方对经典的重新审视也深刻影响了中国。1994年，北京师范大学的王一川教授和张同道教授编写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这套书分为小说卷、诗歌卷、散文卷等。小说卷剔除了茅盾，增加了张爱玲和沈从文，而这两人在九十年代以前不被列入经典；诗歌卷将在传统中备受重视的郭沫若排到了第八位，第一位则是穆旦；散文卷剔除了魏巍、杨朔、秦牧等红色散文家，增加了毛泽东、余秋雨等人。同年，钱理群先生撰写的《绘图本中国文学史》指出，如果用审美的、超越的标准来衡量现代文学经典作家，除鲁迅外至少还要列入六位作家：老舍、曹禺、沈从文、张爱玲、穆旦、冯至。这是对传统“鲁郭茅巴老曹”标准的挑战。1996年后又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经典选集，文学界也数次召开关于文学经典的座谈会。可见“经典”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
尽管学术界对经典存在质疑，但这并未根本动摇经典的权威地位，对经典产生巨大冲击的其实是大众文化。三十年代，西班牙哲学家奥特加最先提出“大众文化”概念，法兰克福学派将之确定为“工业文化”，即资产阶级为工人阶级制定的“画饼充饥”的文化。资产阶级为使工人阶级保持稳定，为他们定制了这些文化以供消遣。
大众文化改变了文化的属性，使文化成为一种可出售的商品，人们由追求“文化创造”转向了“文化消费”。文化既然成为了一种商品，就要遵循市场规律，因而同时具备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属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文化逐渐形成了以下三个特点：以娱乐作为主要目的；文化产品的文化水平往往处于平均水平；文化产品可以被不断复制。这些恰恰与文化的创造属性存在尖锐矛盾，使真正的创作越来越少。
大众文化对民众阅读和高校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读者随之产生了三种阅读倾向：
第一，“悦读”倾向。读者更倾向于以娱乐作为目的，追求感官的愉悦。
第二，“盲从”倾向。读者更倾向于追随大众和媒体，失去了自我对作品的选择。
第三，“远离经典”倾向。读者越来越读不懂经典，对经典失去了兴趣。
2013年，广西师范大学发布了一个关于“现代人死活读不下去的十本经典”的调查报告，其中《红楼梦》高居榜首。中国的经典还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西方的经典有《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百年孤独》、《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瓦尔登湖》、《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不下去的原因是大多数人已习惯于大众读物，习惯于阅读碎片化的、轻松愉悦的、具有感官刺激的、不含深层思想也缺乏对世界的探索的书籍。读书需要三种能力——理解力、判断力、想象力。长期阅读快餐式、碎片化的作品，会使我们的理解力萎缩，判断力下降，想象力丧失。我们越来越接受不了需要进行深层思索与价值判断的书，于是就越来越读不懂经典了。
通识教育的灵魂是经典。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经典具有探索性。经典作家具有强烈的淑世情怀和探索精神，会为人类文明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实际上概括了经典作家的心理状态。同时，经典作家往往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要观察和研究社会问题，为人类的需求提供解决方案，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
经典作家富有救世情怀。如孔子言：“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孟子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狄更斯的理想是使平民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表现出愿为弱势群体承担苦难的悲悯情怀。当代青年学生缺乏的正是这种情怀，所以我们要通过阅读经典找回它们。“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辞让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求学就是要把丢失的“知识分子的良心”找回来。经典在探索人性的同时，也为我们指出了做人的方法。
经典致力于挖掘与思考人性。如卢梭在《忏悔录》中批判自我由一个阳光善良的青年变成了一个盗窃、说谎甚至叛教的人。他说：“上帝啊，我卢梭就把自己展现在你面前，有好就写好，有坏就说坏，没有任何隐瞒。”又如萨德对性暴力的探索，郁达夫对精神苦闷与人性变化的剖析，都是对人性的探索。因此，经典是我们了解自己的重要途径。
经典着重于对人性和社会制度之间关系的探索。托尔斯泰在其自传体小说中指出，他在少年和青年时接受的向善的教育可以使人摆脱不幸，找到幸福。他的写作旨在为社会找到一个好的社会制度，使所有人能趋于善。
第二，经典具有超越性。经典作家在当世往往不受重视，如陶渊明在当世以及去世后的一百年里基本不受重视，《文心雕龙》没有记载其人其作，沈约在《宋书》里把他归入《隐逸传》，《诗集》里将其置入中评。萧统之后，陶渊明的价值才逐渐在文坛显现。到宋代，苏轼写了109首《和陶诗》，苏辙也写了44首。苏轼评价陶渊明“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鮑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陶渊明的经典地位才真正得以确立。
经典作家对现实采取了理想主义态度和批判性态度。经典作家总是以审视的眼光看待社会，认为社会不够完善，因此往往不被当世主流文化接受。如托尔斯泰提出用爱化解暴力的博爱精神，当时之人多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在现在看来，这一精神正是他的伟大之处。
第三，经典具有耐读性。经典是历经时代检验之后的精华，具有传世性，因而也具有很强的耐读性。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提出阅读经典的十四条理由，认为经典是值得我们反复阅读的书，是我们正在重读而不是正在阅读的书，是我们每次重读都好似初读的书，是对读者诉说不尽的书。哈罗德·布罗姆也在《西方正典》中指出，经典吸引人之处正在于其陌生性，这首先体现在其独创性。经典是无需重写的书，如《红楼梦》，历代众多的重写与续写均无法超越其价值。另外，哈罗德在《影响的焦虑》中指出，所有经典作家都会受到前代经典作家的影响，而要想成为经典作家，必须超越前代，否则只能是前人的模仿品，不能成为经典。
其次，这种陌生性还体现在思想的深刻性。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城堡》寓意深刻。故事很简单：城堡里的伯爵聘请土地测量员，找到了k。k千里迢迢来到城堡来报道，却被拒之门外，因为侍卫没有听说伯爵聘请了土地测量员。k滞留城外，千方百计想要进入城堡，为此不惜勾引城堡官员克拉姆的情妇，但至死也没能进入。小说有两种阅读方式，一种是历史性的还原方式，根据当时的历史情景进行还原；一种是隐喻式的阅读，除了故事情节，还要看故事隐含的深刻而抽象的思想。以第二种方式观照，城堡象征真理，每个人都追求真理但总是得不到它；亦象征权力，权利总是高高在上；亦象征上帝，我们信仰上帝，但上帝总在别处。
从经典的探索性、超越性和耐读性这三个方面看，通识教育是通向经典的。我们可以通过经典了解人性、了解自我、了解人类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识教育就是经典教育，经典是通识教育的灵魂。（谢微、窦琪玥根据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