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伟教授的讲座把康德哲学置于哲学史的视野来把握，从而呈现它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张教授指出，康德处在历史的转折期，这一转折迄今尚未结束，因此康德可以算作我们的同时代人，与我们面临相同的哲学问题，他对哲学问题的解决是我们可以借鉴的理论资源。张教授从“哲学的危机”“康德的革命”和“革命的意义”三个方面梳理了康德哲学对当代人的启示。

在“哲学的危机”方面，张志伟教授指出，哲学史并不是一个持续、渐进的演变过程，而是存在着断裂、起伏和危机，以公元前6世纪产生的希腊哲学为源头的西方哲学在17世纪科学革命的影响下发生了重大转折。在古希腊，哲学和科学是一回事，柏拉图以理念世界（本质）为可感世界（现象）提供基础的方式保证了我们的思想能够思想蕴含在自然背后的客观思想，从而使思想和存在具有同一性。然而，这一思路在17世纪遇到了挑战，从此哲学与科学开始分道扬镳，笛卡尔以来哲学为科学知识奠基的工作仍未成功，这就是康德哲学面临的局面。

在“康德的革命”方面，张志伟教授指出康德哲学需要解决三个难题：理性的危机、自由的失落、形而上学的困境。第一个难题起源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导致心灵和物理世界成为两个相互封闭的实体，思维与存在之间形成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最终走向了休谟的怀疑论。第二个难题起源于法国启蒙思想家以机械唯物论看待人性，从而使自由成为了问题。第三个难题在于存在物是可经验的，存在本身是超验的，形而上学以存在为对象，这意味着形而上学的对象不可能成为知识的对象。

康德对第一个难题的回答是，科学知识是感觉经验与先天认识形式结合的产物，由于认识形式是先天的，从而保证了科学知识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康德在此基础上回答第二个难题，指出先天认识形式既是认识条件，又是对认识的限制，我们只能认识相对于主体的显现（现象），不能认识事物自身。这种不可知论限制了认识能力，从而为无条件的东西，为自由留有余地，为实践能力开辟了道路。康德把形而上学看作是人类理性试图超越自身有限性通达无限的自由境界的理想，而唯有伦理学才有可能实现自由，因而他把解决第三个难题即形而上学问题的出路寄托在伦理学之上。

在“革命的意义”方面，张志伟教授指出康德以物自体不可知为代价，为自由、伦理学和形而上学开辟了一条道路，这既是他对哲学问题的回答，也是对时代问题即现代性问题的回答。现代性体现在以科学批判宗教和形而上学，但现代科学属于工具理性，因而价值理性付诸阙如，康德尝试“限制知识，为信念留地盘”，以伦理学来弥补科学理性的局限，寻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平衡。张教授总结，康德的解决方式对于处于现代生活的我们，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互动环节中，讲座听众与张志伟教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针对问题“康德是否成功地解决了知识的确定性问题”，张教授认为哲学问题本质上是无解的，哲学家提供的是解决问题的方式，重点在于这些解决方式是否对我们有借鉴意义。康德认为主体因素作为认识条件渗透到认识中，这种解决方式在今天仍有启迪意义。

针对问题“强人工智能的崛起是否会威胁价值理性”，张教授指出他对强人工智能表示怀疑和恐惧。怀疑指的是人类的自我意识是文化和社会的产物，不是单凭机器所能模拟的；恐惧指的是如果人类神经活动被完全模拟，而后置于人群，机器就能形成自我意识，可能沾染人性的弱点，对人类造成威胁。

针对问题“如果自由不可知，我们怎么知道有自由”，张教授指出《纯粹理性批判》只是通过不可知论证明自由的可能性，《实践理性批判》才通过绕圈子的方法证明自由的实在性，自由是道德法则的存在理由，而道德法则是实在的，所以自由也是实在的，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并没有正面证明自由。

最后，苏德超教授代表武汉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对张志伟教授这场深刻而精彩的讲座表示感谢，对全国各地参加本次讲座的师生表示感谢，并宣布“武大通识3.0”五周年“通识教育高端论坛”系列讲座圆满落幕。苏教授指出在百年大变局的今天，如何培养将会定义未来的新一代大学生，社会在思考，大学在行动。通识教育永远在路上，“学以成人，止于至善”是通识教育孜孜不倦的追求，“博雅弘毅、文明以止”是通识教育持之以恒的目标，“武大通识3.0”将供4大门类、3门必修课、660门选修课，以帮助大学生完成从做题的青少年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成年人的转变，让他们可以利用人类过往的思想成就，从容地面对自然世界和社会生活的变迁，既在当下努力，又关心诗与远方，幸福地度过一生。

文字：田昶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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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审：李培蓓、尚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