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快讯 | 潘迎春教授向访学教师报告“武大通识教育改革”

2019年4月11日下午，武汉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主任、历史学院教授潘迎春老师以 “武汉大学通识教育改革”为题，面向2019年全国高校来武大访学进修的约150名教师做出一场别开生面的报告。报告中，潘迎春副主任详细介绍了武汉大学通识教育的历史改革以及近两年的发展，尤其针对武汉大学通识教育3.0改革分享了许多心得体会。

潘老师的报告共包括四个板块的内容：武大通识教育改革历程，武大通识教育3.0的策划、实施以及反响。

潘迎春老师进行报告

报告伊始，潘老师介绍了通识教育这一名称的来源，通识教育在国外如何发展又如何被引入国内。通识教育是与专业教育相对而言的，读大学的真正目的应当是培养学生完整的人格、健全的思想，这些是走上专业教育的基础和起点。

尽管在民国时期就有诸如蔡元培、梅贻琦等教育学家进行通识教育的尝试，但直到21世纪，“通识教育”这一概念才得到华人社会的普遍认同。潘老师指出，通识教育不是通俗教育，不是什么都通一点，样样都不深入，而是要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择其善而识之”的能力。

随后，潘老师结合自己学生时代选课上课的经历以及教学工作中的体验，回顾了武汉大学通识教育的改革历史。

武汉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建设共分为三个阶段：2003年，武汉大学明确提出“通专结合”，将原培养方案的“公共基础课”改为“通识教育课”；2013年，经过十年建设，武汉大学通识教育形成七大领域、千门课程；2016年，武汉大学确立“以‘成人’教育统领‘成才’教育”的通识理念，启动四大模块，通识课程进一步完善。

访学进修的教师

紧接着，潘老师对通识教育3.0的改革工作进行了重点讲述。

在策划阶段，工作小组对境内外在通识教育工作方面卓有成效的高校进行了访问和调研。调研过程中，工作小组发现复旦大学的通识教育理念与武大自身颇为契合。而香港中文大学开设的两门基础通识课也给了调研小组非常大的启发。而后，工作小组又对校内各院系师生进行了访问调查，这一过程中发现了许多对通识教育认识的误区以及管理方面存在的弊病，小组也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潘老师强调，对于授课老师和学生助教的薪酬回报必须严格到位，或许数目不大，但这是对他们工作付出的肯定。

通识教育中心成员考察香港中文大学敬文书院

潘老师具体介绍了通识教育3.0设置的4大通识模块，以及重点推出的两门基础通识课——《人文社科经典导引》和《自然科学经典导引》。两门基础通识课程不仅精编教材，采用大班授课小班研讨的授课方式，同时也充分保障了教学时长。潘老师介绍，由于“导引”课涉及的经典范围非常广，老师们都会集体备课，这对老师们也是一种锻炼和提升。潘老师回想起在小班研讨课程安排过程中遭遇的困难：由于小班数量庞大，讨论课的教室安排遇到问题，但经过努力，这一庞大的授课机制最终成功运作起来，她不禁感慨“人的潜能是无限的，只要想做就总能做成”。

通识基础课的老师们在集体备课

除此之外，潘老师进一步介绍了武大通识教育3.0的其他模块，诸如通识大讲堂、通识研讨会、教材编写以及助教制度等等方面。这些制度的建立以及通识教育工作团队对于顶层设计的研究都说明，武汉大学在“通识教育”这一领域走在全国前列。

自2018年9月两门基础通识课面向全校本科新生开放以来，武汉大学的通识教育建设在国内外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对于“导引”课教材的发放、通识课堂的建设、小班研讨的教学方式以及助教制度的建立，各大媒体及网络平台都做了不同程度的报道与讨论。潘老师也将这些内容同与会老师们一一分享。

两大导引教师团队

在潘老师的报告结束后，与会的老师们就通识教育的具体概念以及在当前社会中通识教育应聚焦的方向提出了一些问题。他们提出，一是通识教育、博雅教育以及文化素质教育这几个概念之间有何区别与联系；二是在当今多元文化的社会，我们应当如何传承中华文化，我们的通识教育应当聚焦在什么方面？

针对这两个问题，潘老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文化素质教育的概念更为宽泛，也包括课后的培养诸如社团和其他文化活动等。潘老师强调，通识教育更注重通过课堂教学的设计来完成通识理念的培养。同时，通识教育应当包括专业技能以外的多方面能力的培养。

潘迎春老师谈通识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

针对第二个问题，潘老师展示了武汉大学通识教育3.0中课程模块的设计。武汉大学通识课程分为“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科学精神与生命关怀”、“社会科学与当代社会”、“艺术体验与审美鉴赏”四个大类。学生想学的课程在其中基本都有涉及，而老师在设计与建设课程项目的时候也被要求必须符合通识教育的理念，这样来关照学生们在不同领域的培养。潘老师指出，课程在开设之后也会定期接受考核评选，考核不通过的课程将会面临闭项，借此课程质量能够有所保证。

两大导引课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