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计今年九月正式亮相的基础通识必修课《人文社科经典导引》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当中。备课分“中文经典”（中学组）与“西方经典”（西学组）同时进行。5月14日上午，中学组试录“《文心雕龙》与博雅”，西学组试讲“（希罗多德）《历史》与历史”。本次录课由武汉大学教育技术与教学服务中心数字媒体制作室承担。
中学组录课
2018年5月14日上午，《人文导引》中学组的首次录课于教6楼204教室正式开始。据中学组组长高文强教授介绍，录课将以“示范性教学”的形式分为六周进行，每周一次，每次由一位老师试讲录制；录制完成后，再由各位老师共同就具体经典的讲授内容、讲授流程、讲授方式等进行讨论，统一模式，提出建议，查漏补缺，最终明确讲授的核心内容。
本次录课的主讲人是文学院的李建中教授。开讲伊始，李教授提议统一录课标题，按照录课次序，采取“第N讲 经典与关键词”的形式进行命名。接着，李教授对本次课程的整体内容进行了介绍。他此次讲授的主题是“《文心雕龙》与博雅”，主要将内容分为三块：第一是思想之博雅，第二是理论之博雅，第三是方法之博雅。每一块再细分为三个部分，思想部分包括儒、道、释；理论部分包括创作理论、风格理论与鉴赏理论；方法部分包括折衷法、索源法与弥纶法。其中将重点讲解《文心雕龙》中《序志》、《神思》、《知音》等篇章内容，并在PPT上以原文形式呈现经典，以便于思考与发挥。
李教授首先对标题中的关键词“博雅”进行了解释，他认为通识教育即博雅教育，所谓“博雅”，“博者，大通；雅者，典正。博雅者，博通雅正是也。”导引中选择的十二部经典共同指向一个关键词与一个重大的命题，即“人”与“如何成人”。每一部经典又分别对应着一个与人相关的关键词，而《文心雕龙》即对应着人之博雅。
1，思想之博雅
《文心雕龙》如何显示人之博雅呢？李教授认为，这首先体现在刘勰思想之博雅方面。刘勰在《序志》中记录了两个梦，一是“七龄之梦”，二是“逾立之梦”，表明刘勰的精神导师是孔子，其人生理想是追随孔子践行儒家文化。刘勰认为儒家文化与文学是本末的关系，整个中国的文化就像参天大树，儒家文化是这棵树的根与主干，而文学是主干上长出的枝叶、开出的鲜花、结出的果实。刘勰指出当时文学繁缛累赘之弊病，于是自先秦典籍中找寻治疗病症之良药，即“宗经”、“征圣”、“原道”，以儒家之道作为疗救之方。故可说刘勰思想之底色是儒家思想，而正因此刘勰亦是有使命感之人。
然而，刘勰之博雅不仅体现在其儒家底蕴层面，他还有道家思想。通过让学生背诵《序志·赞曰》，李教授指出刘勰在其中描绘了道家人物的人格生成与经典形象。在《神思》中，刘勰在谈神思之“动”时强调“虚静”，这又是道家思想之核心。李教授认为，道家之虚静直通博雅。如若内心塞满乱麻，耳畔回响杂音，不可能达到博雅之境。“虚静观”与“博雅观”在某种层面上是可以等同的。在《原道》中，“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文学之核心即在“自然”，刘勰是用道家之自然作文学本体之论。刘勰的文学本体论、构思论、风格论无不蕴含道家的“自然”内涵。
通过分析《梁书·刘勰传》，李教授认为刘勰亦有佛教思想，理由有三：第一，刘勰一生“始于寺庙，终于寺庙”，其人生必深受佛教影响。第二，刘勰的生活方式与佛教相关。杨明照先生曾考证指出，刘勰之“不婚娶”并非出于“家贫”，而因其师僧佑终生未娶，故亦选择独自信佛。第三，《文心雕龙》中尽管很少佛学话语，但其中蕴含深厚佛理。《文心》体大思精，有完整的体系与严密的逻辑，明显受到印度佛教严整缜密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刘勰还喜用“圆”等佛教常用词。概括而言，刘勰的思想为“等观三界”，即儒的世界、道的世界、佛的世界。刘勰生活在这三个世界之中，三个世界共同形成刘勰博雅之世界，三家思想共同整合成刘勰思想之博雅。
2，理论之博雅
李教授指出，刘勰是一位伟大的文学理论家，《文心雕龙》是一部伟大的文学理论著作，故刘勰之博雅亦体现在文学理论方面。李教授从《文心雕龙》中选择了三篇阐释刘勰理论之博雅：以《神思》释其“博通”，以《体性》释其“典雅”，以《知音》释其“博观”。《神思》论创作构思与想象，释名章义，即“神与物游”。刘勰创作理论之博通首先是“物我”之博通。这种博通还体现在创作主体能够超越时空，“思接千载”即博通古今，“视通万里”即博通中外。李教授还以自己“含笔腐毫”的经历为例，说明创作须有博见，所谓“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此即《神思》之“博通”。
如何说《体性》显“典雅”？李教授解释，“体”为作品风格，“性”为作家风格，包括个性、气质、心理特征等。“体”与“性”的关系是外与内、显与隐的关系，说明作品风格是由作家风格决定的。而“才有庸俊，体有雅郑”，如何养成典雅气质？则须从幼童开始教导，即所谓“童子雕琢，必先雅致”。刘勰将文体风格分为“八体”，首标“典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以儒家经典立论，李教授由是指出刘勰文学理论与儒家思想的关联。
关于《知音》之“博观”，李教授由知音与武汉的关系问题出发，以伯牙子期的故事首先说明知音之难逢，原因有二，一是雅者难逢，二是博者难逢。李教授指出，刘勰批评鉴赏主题有“四病”：一为“贵古贱今，贵远贱近”，即缺乏雅见；二为“崇己抑人”，即缺乏雅量；三为“信伪迷真”，即缺乏雅识；四为“笑《折杨》与伤《白雪》”，即缺少雅鉴，所谓“俗鉴之迷也”。而雅者须除此四病。欲成博雅之知音，则须“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欲得博雅之“圆照之象”，则“务先博观”。李教授由此指出，在某种程度上，人文社科经典导引的目标即在于培养博雅君子、知音君子。“知音君子，其垂意焉。”一方面，学生若想成为知音君子，则须“垂意”于中外经典；另一方面，老师若能培养出知音君子，亦为极大之荣幸。
3，方法之博雅
李教授指出，刘勰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理论有三大方法，一是折衷法，二是索源法，三是弥纶法。“折衷法”源出儒家之“中庸”。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至宋明理学，释中庸为“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作为人格之典范，中庸有明显的理想色彩，刘勰创造性地将其转化为文学理论的一种方法。在研究批评理论时常遇到两种情况，自我理论与前人理论相同或相异。刘勰认为，同异与古今无关，而须秉持“不偏不倚，公允中正”的态度。在《神思》中，刘勰在儒家物感说与庄子心照说的基础上，融通心物而提出“心物赠答”，说明心物之间平等互动的关系，此即折衷法之体现。刘勰又常将相对立的两个概念并置，如“情”与“采”、“通”与“变”，通过辩证之折衷而出新解。
“索源法”是刘勰针对当时文坛弊端提出的方法，主张“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由作家到作品再到文学史，无不需要寻根索源。李教授认为，刘勰提出的文学理论四项基本原则，首要的即为“原始以表末”。其中“原”有二义，一同“元”，为时间历史之源头；二为 “原”，为逻辑之根本。又有“太极”，在物理学中指向宇宙混沌之初，在哲学中则为最高的终极范畴，《周易》有言：“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充分说明索源之重要性。
李教授指出，刘勰的“弥纶法”，其“弥”指向整体之方，“纶”指向条理之方。研究文学的方法有两种，一为“铨序一文”，一为“弥纶群言”。此即与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区分相类似，前者精于一门，即相当“铨序一文”；后者跨专业跨学科，即相当“弥纶群言”。刘勰批评当时文坛“各照隅隙，鲜观渠路”，应矫以博观通衢之法。文学研究复杂而充满变数，面对万端之变，一隅之解是行不通的，而须以弥纶之法。由此，李教授提出大学新生在正式开始专业学习之前，须先教以博雅视野，弥纶方法，对学习进行整体观照，建立宏观体系，进而明晰本专业的位置与价值。故弥纶为博雅通识必不可少的方法。
集体研讨
至此，录课部分结束。中学组的各位老师纷纷就此进行探讨。在教学内容上，梁静老师认为，可以在开头增加对《文心》的背景介绍。鲁小俊老师补充，可以尝试寻找与播放关于刘勰生平的视频介绍，以增强吸引力，并借助《梁书·刘勰传》、《序志》等篇作分析说明。曹建国老师提出，所讲授的内容略深略杂，可适当调整，降低深度。高文强老师提议，可将儒道释思想之博雅内容置于背景介绍，主体部分单选经典中的一到两篇进行具体讲述；理论部分需首先对《文心》有较深的了解，这对新生而言不太好把握，建议重点讲解文本，围绕“博雅”选择内容，再适当联系现实作延伸。易栋老师提出，讲解时不必处处紧绕“博雅”展开，更重要的是先为学生奠定博雅的视角，然后根据具体篇章进行发挥，作精准生动的解读。高老师也认为，在讲经典与“博雅”的关系时，重点应在传达博雅之精神，须“博雅”，而又不能为“博雅”所局限。
在教学方法上，李建中老师强调，应注重课堂互动，严格要求学生，一方面可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检查，激发他们课后自主学习；另一方面，课堂讨论也能激发学生思考，达到学思结合的效果。江柏安老师从学习者的角度出发，提议可重点讲解经典中的一些“惊句”，这些关键词句往往能够体现文脉、思想，具有普泛意义，也与当下学生在时尚文化下的阅读习惯相适应，由此能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易老师补充，导引所选十二部经典中未选关于诗歌的典籍，而《文心》实为文气诗性的凝结，可通过讲解刘勰关于诗经、楚辞等的论述，结合其诗意文本，以诗意记忆挽结诗歌内容的缺失。
通过录课与集体讨论的方式，老师们集思广益，共同探讨教学模式，补充完善教学内容，为下学期开始的正式讲授作充分准备。接下来，中学组将以本次录课为范式，依此对中学经典进行备课。
西学组集体备课
与此同时，《人文导引》西学组的集体备课于武汉大学教6楼304教室正式开始。据西学组组长苏德超教授介绍，本次集体备课是为了解决“说课”环节遗留下来的某些问题，如西学组的跨学科问题。因西学组的经典涉及哲学、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授课难度较大，因而需要对具体经典的具体讲授内容、讲授流程、讲授方式进行一定的统一；同时，也有必要让各经典的负责老师分别为其他老师进行“示范性教学”和“答疑解惑”，一方面为经典的讲授进一步扫清障碍，确定体式，另一方面也能使老师们对经典的理解更加深入，更加明确自己的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据悉，本次集体备课不仅重新拟定了部分经典的选读篇目，并收入了大量由老师们亲自操刀重新翻译的选读文本，如包向飞教授翻译的《审美教育书简》、何元国教授翻译的《历史》等。
本次集体备课的负责人是历史学院的何元国教授，何教授负责的经典是希罗多德的《历史》。何教授是古希腊历史研究专家，新近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最新译本。同时，他还为《历史》的选文进行了重译，并增添了大量注释。为了方便老师们的授课，他还编写了一份数万字的《历史》教学参考资料。
历史学院 何元国教授
何教授对《历史》的讲授从“人的记忆”这个关键词开始。对于个人来说，记忆意味着成长，而对于集体和社会而言，这份记忆就是“历史”。每个人都需要拥有自己的记忆，每个民族也同样如此，希罗多德的《历史》就是某种程度上的“记忆的产物”。《历史》一书内容丰富，主要包括山川地理、谱牒世系、风俗伦理、宗教信仰和大事奇事等内容。
紧接着，何教授从希罗多德为什么要写《历史》、《历史》这本书的特色、《历史》中的重要传奇故事和重大事件、《历史》的真实性、《历史》的史观等方面出发，对《历史》进行了系统的讲授。希罗多德写《历史》的原因归结起来主要有三个，其一是希罗多德的个人兴趣和当时的求知氛围，其二是希波战争作为重大事件需要得到记录，其三是《荷马史诗》珠玉在前，让希罗多德有了一定的效仿之心。
《历史》的特色则主要表现在大量的插叙上，《历史》中的插叙往往涉及风俗伦理和宗教信仰，同时也还有着大量的传奇故事，这些传奇故事不仅体现了《历史》作为口传文学之“讲故事”的特点，同时也还表现了当时的人们的某些思想观念。如古革斯的故事、海豚救人的故事都极富传奇性，而梭伦与克罗索斯的故事则体现了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如果人的一生并未结束，就不能对“幸福”与否下判定。如果因前半生的顺风顺水而洋洋得意，不知谨慎的话，那么命运的捉弄也就不远了。命运是见不得人过于美满的，尤其见不得人自鸣得意。
《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希波战争”。《历史》完整地记述了三次希波战争，并审慎地分析战争的原因，并将这种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上升到两种风俗的冲突，这确实颇有见地。同时，希罗多德还重点描绘了希波战争中的两次重要战役，即马拉松战役和温泉关战役，在对马拉松战役的描写中，分析了希腊人的排兵布阵的方式对战争成败的影响，而在对温泉关战役的描绘中，则突出了战争的惨烈和悲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希罗多德并没有像后世史学家那样将希腊人作为“文明”，而将波斯人作为“野蛮”，他对希腊人和波斯人的死亡同样地表达了同情。
在阅读和理解《历史》的过程中，还有一个聚讼纷纷的争论，即《历史》究竟是“史学之父”还是“谎言之父”？对这个问题，何教授强调，不能把《历史》作为具有严格体式和自觉的历史著作，而应该将《历史》作为历史著作草创期的某种尝试，其“不成熟”和“不规范”是必然的，但却绝不应因此受到贬低。在希罗多德的笔下，既有着大量的真实，如对金字塔建造方式的记载已经部分地被考古学家所复原、很多事件也能得到一定的佐证，“掘金的蚂蚁”虽可能误将“土拨鼠”翻译成了“蚂蚁”，但“掘金”却是有着事实的根据的；同时也有大量缺乏考证之处，如对希波战争的人数记载竟然达到了5283220人，这很明显是夸大其词了，希波战争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参战人员，还有大量的“秘事”性质的记录，都很难确保其真实性。
所以，如果用今天的历史著作评价方式来对待《历史》的话，确实会遇到一定的难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的价值就相应地被降低了。此外，希罗多德“有闻则录、无闻阙疑”和“亲身探访”的史学精神是很有典范意义的，也值得后世史家学习和铭记。
通过集体备课，老师们对《历史》有了更深的理解，对进一步讲授《历史》也大有裨益。接下来，西学组将按照本次备课的模式，依次对《人文导引》的其他西学经典进行备课，下次进行的将是历史学院潘迎春教授的《斐多》篇，潘老师将对“苏格拉底之死”进行精彩的历史演绎和哲学剖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