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1890.3.7-1974.2.7)，字藕舫，浙江省绍兴县东关镇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近代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先后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他对中国气候的形成、特点、区划及变迁以及地理学和自然科学史都有深刻的研究。同时，竺可桢还是中国物候学的创始人。
1936年4月，竺可桢先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历时13年。
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
竺可桢
我国办理大学，有两个问题，最为基本而急需解决。(一)大学的目标是以培养道德为前提，还是以培养理智为前提。(二)大学教育的内容是通才教育，还是技术教育。第一个问题解决，大学里校长、教授、导师人选的取舍，训导教科的安排，即随之而定。第二个问题解决，则重文抑重实，重质抑重量等等纷争，不致再起。试分别申论如下：
一、大学的目标
我国古代传统的大学观念是在培养道德，《礼记·大学篇》开宗明义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谓至善，是君仁、臣敬、父慈、子孝、友信。到宋明两代的理学家，虽有朱陆之争，朱晦庵一派主张“道问学”，陆子静一派主张“尊德性”。但实际两派教人的目标还是一样，即要学做圣人。所以王阳明就说：“道问学即所以尊德性。”又说：“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程伊川说：“人皆可以为圣人，而君子之学必至圣人而后已。”可见我国自古为学，是以明德为目标，圣人为模范。
此与欧洲传统的看法完全不同。希腊哲学家崇拜理智，推崇真理。亚理士多德的《伦理学》书中说：“至善的生活乃是无所为而为的观玩真理的生活。”柏拉图在他《伦理》一书中亦说：“理智者固当君临一切者也。”罗马哲学家西塞禄（通译为西塞罗，编者注），以为人生除满足生养之欲望以外，惟以求真为第一要义。至于知识之追求，是否有益于人生社会，在所不顾。近代欧洲大学，仍保持这种希腊和罗马先哲的精神。
到十九世纪中叶，纽曼主教写《大学教育之性质与范围》一书，尚说大学教育是培养理智，而非培养道德。一般说来，英国的大学教育目的，在于养成一种英国式的君子。但这所谓君子，并非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的君子。而是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的君子。到如今英国的牛津、剑桥，美国的哈佛、耶卢（耶鲁）各大学中导师注重学生的理知方面。而我们大学的导师则注重学生的操行。
欧洲大学起源于九世纪与十世纪之间，当时教育之权完全操之于僧侣之手。一直到十二世纪，要在欧洲各大学任意教课演讲，必须得到教皇或教会所发的执照而后可。大学所以补教会之不足。人们的道德，属于灵魂，而不是属于肉体，不在大学范围之内。大学之分野，是培养理智。近世科学发达以后，理智所包涵的内容，虽大为扩充，文理法商农工医无所不包，但仍不超越理智的范围。
我国大学制度，完全抄袭欧美。如课程表之繁细，五花八门，无所不有。只要是真理的片段，统可以排入作为教材。所请教员，亦只求其有一艺之长，一术之精，初不问其习惯性情之是否怪僻。大学因为能包涵万流，所以成其为大。许多人批评我国大学只教而不育，这根本理由，就在于目前大学制度本来即专重传授理智。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要培养道德，不是在讲堂上口讲指画所能为功，必得以行为来表现，以感情来号召。与古代鹅湖、白鹿书院山长相仿，与生徒朝夕相处，方可收砥砺言行之效。目前大学教授担任教科钟点以外，就想作专门研究工作，要叫他们当导师，既乏时间，又无兴趣。所以导师制度行之七八年，毫无成效。
培养道德，家庭社会政府的力量，统要比大学大得多，就是因为家庭社会和政府给与个人的教训多以行为来表现的。社会上贪污盛行，政府赏罚不明，一个纯洁的青年，毕业以后不久就可以为社会所潜移默化。只有培养理智，大学虽短短的四年，他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若是一个大学能彻底的培养理智，于道德必大有补益。
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能独行其是。惟有求真心切，才能成为大仁大勇，肯为真理而牺牲身家性命。如希腊的苏格拉底，意大利的勃鲁纳（布鲁诺），其道德的卓越，足垂青千古，与文天祥、史可法同为不朽。许多人之所以盲从，自私，贪污，卑鄙，只是未能彻底明白事理。中山先生说：“行之匪艰，知之维艰。”王阳明说：“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大学之最大目标是求真理。这可以说是理智的，但亦可以说是道德的，所以道问学，即是尊德性。
浙大校园内的竺可桢塑像
二、大学教育的内容
大学教育的内容，应该注重通才教育，还是技术教育？这个问题，在美国目前争执颇为热烈。这是因为有少数美国教育家，如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青司等，要补救美国大学偏重专门知识的弊端，所以主张大学要读古代经典，课程要普通化。这虽不免矫枉过正，但其理由亦甚充足。抗战以后著名大学如哈佛，专门学校如麻省理工的教材，统预备加重普通的课程，如国际问题、科学史、文学史等，而减少专门学程。
我国抗战以后，百废待举，需要大量专门技术人员。工业落后，要建立轻重工业，尤非造成大量工程人员不可。在此时，我们大学似乎应该注重技术教育，可是问题不是这样简单。从前清曾国藩提倡兴建实业，设立上海制造局，派留学生至美国学习制大炮轮船以来，到抗战前夕已七八十年，我国科学仍然不兴，实业仍然不振。这其中原因值得我们深加考虑。
一般人以为近代文明即物质文明乃西洋功利主义的产品，这是错误的。张荫麟《论中西文化的差异》一文中说道：“近二三百年西方人在利用厚生的事业上，惊心炫目的成就，使得中国人在自惭形秽之下，认定西方文明是功利主义的文明。而中国人在这类事业的落后，是由于中国人一向不注重功利。这是大错而特错的。正惟西方人不把实际的活动放在纯粹的活动之上，所以西方人能有更大的功利的成就，正惟中国人让纯粹的活动被迫压在实际的活动之下，所以中国人不能有更大的功利的成就。”
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道即真理，西洋人求真理，所以才能发明原子弹，从希腊提磨克列忒司（德谟克利特），到近今荷兰的阜尔司鲍，英国的汤姆生，他们研究原子，决非因为了有什么用处才去研究，而是要晓得自然界物质结构的原委。科学上将来的发明在哪个方向，既不能预料于事先，我们就单从功利主义着想，也得各项科目统加以研究，不能偏废。若侧重应用的科学，而置纯粹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
我国自战国以来，即有功利主义的哲学。墨子就以能用不能用作为善的标准，《墨子·兼爱》云：“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韩非子更是一位极端功利主义者，所以说：“富国以农，拒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目今我国社会，仍然充满了这种功利主义。大学里边的课程，支离破碎，只求传教零星有用的知识，而不注重理智的培养。大学生认定院系，不问其性情之是否适合，而只问毕业后出路之好坏，待遇之厚薄。选择科目，不问其训练之价值如何，而专问其是否可应用到所选定之职业。
在大学内通才教育与技术教育，理应并重。但在现行教育制度之下，大学课程实有重新厘订之必要。基本科目必须增加，而各系之必修课目必须减少，庶几能达到培养理智之目的。至于训练大量之技术员或低级工程人员以应目前之需要，则可由高等工业、高等农业等学校或大学内另设专修班为之，不必因噎而废食。
大学的最大目标是在蕲求真理，要蕲求真理，必得锻炼思想，使人人能辨别真伪是非。世界的安危全系乎各国人民是否能辨别真伪是非，而尤在乎辨明真伪是非以后，能有毅力以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对于是非争执守中立的人，是没有正义感的人，也就是缺乏真知灼见的人。大学教育如真能使人理智化，则于奠定世界和平的基础，必大有裨益。所以蕲求真理，不但应为我国大学的目标，而亦为世界各大学共同的目标。
（原载《大公报》1945年9月23日第二版，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