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刚教授（1913.7.10-2011.11.23），著名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奠基人。1934年6月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1941年考取清华庚款留美公费生，进入哈佛大学学习，1945年冬获经济学科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农业与工业化)，是世界上第一部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专著。此论文获哈佛大学1946-1947年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69年美国再版。1951年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中译本于1984年由华中工学院（现改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这部专著被国际学术界誉为是发展经济学开先河之作，张培刚教授本人亦被誉为发展经济学之父。
编者按：这是张培刚教授回忆自己大学本科生活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所提到的本科基础课，就是我们今天广义上的通识课（比如“武大通识3.0”就有两门基础通识课），张教授在文章中谈到的学习经历及感悟也与现代通识教育有相通的一面。
武汉大学于1930年秋冬间迁至新校址珞珈山。我在预科学习一年半后，就顺序进入本科经济系，1934年6月毕业。从预科起，我在武汉大学求学时间共有5年半，为我的学术生涯打下了重要基础。
我进入武大时，校长是王世杰先生，代理校长由王星拱先生担任；王世杰先生调任教育部长后，王星拱先生正式担任校长的职务。记得法学院院长是皮宗石先生，后来由杨端六先生继任。
当时武汉大学，仅有理科和文科，工科尚未招生。全校学生约500余人，学生人数最多的要算经济系。我们班上的同学共有20余名。新创办的武大，富有朝气，校风纯朴，各系大都有真才实学的教师主教，在国内名列前茅。
我读法学院经济系。法学院下设有法律、政治、经济三个系，师资优秀，阵容很强。老师们教学认真负责，各有特色，使我受益良多，影响深远。
我在武汉大学读文预科和本科一年级时的主要基础课，是数学、国文、英文，还有论理学（亦称逻辑学或名学）；此外，还要选修一门第二外语和一门理科课程。
数学从文预科到本科一年级，都是由副教授程纶老师讲授，他讲课朴实清楚。由于我本人对数学有较好的天分和特大兴趣，在中学时通常做练习总是赶在老师讲课进度的前头，根底较好；所以这次报考武大插班虽然跳越了一年半，但我利用课余时间，自己加班加点，很快就补上数学课的跳越部分。大概经过半年到一年，就基本上赶上了进度。记得当年大学一年级的数学课主要是讲授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后来解析几何提前列为高中课程。
英文这门课，我在读文预科一年级时，是张恕生老师讲授；张老师体形魁梧特胖（可能是高血压，后来不幸早逝），发音清正，教课得法，对作文要求严格，是一位好老师；只因要求过严，且批评学生时语中常带讽刺，有些学生不喜欢他。在文预科二年级时，英文课老师是文华大学（后来改名为华中大学）骆思贤先生。骆老师长年在教会大学里工作，英语讲得流利，教课简明清楚。到大学本科时，经济系的基础英语课老师是哲学系胡稼胎教授。胡老师讲英语是一口“伦敦标准音”，引起学生们的浓厚兴趣，也大开其眼界（实际是“耳界”）。我们都很顽皮，比如“Which”一词，按“韦氏音标”读法，我们故意译为“晦气”，而现在按伦敦口音（或“国际音标”）读法，又故意译为“围棋”，这里“h”是不发音的。胡老师讲课严肃认真，不但注重作文，而且非常注重英文的修辞学。
英文课的张、骆、胡三位老师，教课认真负责，讲授得法，对学生要求严格，一丝不苟。使我当时受益匪浅，终生难忘。回忆起来上面几位老师讲授英语，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大量阅读著名作家的短篇小说、短篇文章或传记文学选读，如莫泊桑的“项链”、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弗兰克林的“自传”选读等。第二，反复讲清“语法”中的疑难部分，特别是时态和前置词的各种用法。第三，强调作文和修辞。记得从大学预科到本科一年级的三年内，所上的英文课，几乎都是每两周（至多三周）要写一篇作文。当时同学们被逼得真有点儿“敢怒不敢言”。但后来同学们都认识到这些作法是正确的。大约10年后，1940年暑期，我在昆明参加清华庚款留美公费考试，英文这重头课，一个上午就只考一篇作文。这时，我内心更加钦佩这几位大学英语老师高瞻远瞩，教学得法了。在大学本科上“基础英语”课时，我读到英国大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的一篇有名文章，其中有两句我特意译成押韵的中文：“多读使人广博，多写使人准确。”自后我也一直把这两句话作为我的“求学座右铭”。
文预科的国文课，主要是鲁济恒老师讲授的。鲁老师当时是湖北省有名的国文老师，我在读省一中时就已闻其名。鲁老师为人和蔼慈祥，两眼虽高度近视，但讲课声音洪亮，神情激昂，诲人不倦。教材以古文为主，亦有白话文章。作文每月一次到两次不等。记得1929年春季入学后不久，第一次作文课题是“论文学之创作与模仿”。当时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又很重要的题目，一下写了三、四千字。文中谈到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其中的几条我很赞成，但有一条“不模仿古人”，则表示不完全赞成。我写道：“今人有好的，我们固然应该学习和模仿；但古人有好的，我们也应该学习和模仿。”“不能因古而弃善，亦不能因今而扬恶。”不久，发还作业本，鲁老师在班上对我本人大加夸奖，并公开宣布给了95分，是班上最高分。待我打开作文本，只见鲁老师对上面几句文字，用红笔浓圈密点；文章末尾还有一段评语，最后两句是：“文笔如锐利之刀，锋不可犯。”可见我不赞成“不模仿古人”，是完全符合鲁老师的心意的。
谈到大学时期的国文课，我还要特别提到中文系刘赜教授。博平老师早年就是我国著名的文字学家。当年武汉大学已经开始形成一个良好的校风和教学惯例，那就是“凡属本科一年级的基础课，不论是为本系学生开的，或是为外系学生开的，都必须派最强或较高水平的老师去讲授”。所以当我到了经济系本科一年级这个大系的班次时，学校特委派刘博平老师讲授国文，仍派程纶副教授讲授数学，又专派生物系台柱之一的何定杰教授讲授生物学（当时按学校规定：文法科学生要选读一门理科课程）。博平老师虽然刚来武大不久，学生们却早已经知悉他是国学大师黄侃先生的真传弟子，对说文解字、声韵训诂之学，造诣极深。他和后来的黄焯教授一道被学术界公认是章黄训诂学派的主要继承人。博平老师为人谦和，讲课认真细致，当时为讲《文心雕龙》及其它古籍书刊，旁征博引，字字推敲，引人入胜。博平师又常曰：“吾推寻文字根源，每于一二字用意穷日夜，仍难得其声、义所由之故；泛览文史，辄日尽数卷，宁用力多而畜德少耶？然吾终不以彼易此。”博平师的这种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求知精神，使我终生引为典范，受益良深。
当年我在武大本科学习的基础课，除了国文、英文、数学外，还有必修课第二外语（我选了法文），以及我自选了第三外语（德语）。
法文从本科一年级学起，共学两年。一年级的法文课是陈登恪教授讲授，从字母、拼音学起，着重语法和造句。陈老师真是一位忠厚长者，穿一身长袍，却口授外国语，在一般人看来，与其说他老是一位洋文教师，还不如说他是一位八股中文先生。陈老师对学生和蔼慈祥，教课认真细致，很受学生的敬重。
二年级的法文课是当时知名女文学家，外文系教授袁昌英老师讲授。袁老师是当时武大经济系著名经济学家杨端六教授的夫人。她和当时武大中文系的苏雪林老师（后迁居台湾，以逾百岁高龄逝世，著名文学家）、凌叔华女士（当时武大文学院院长、著名学者陈源教授——字通伯、别号西滢——的夫人）一起，被称为“珞珈三女杰”。袁老师讲课，精神奕奕，声音洪亮，强调作文，选读法文名篇短文和小说，要求严格，从不含糊；有时袁师还挑学生朗读课文，回答问题。学生喜欢她，但也怀有三分畏惧之意。记得当时是1931年秋到1932年夏，学校已由武昌东厂口旧校迁往珞珈山新校址，袁师就给我们班上出了一个法文作文题：“珞珈山游记”，真是非常应景。我觉得这个题目很有趣味，只是要使用的单词很多，难以拿准。我不断地查阅字典，对照法语书刊，几乎花费了一个星期的课余时间，才写完这篇短文。这时，我更体会到大哲学家培根所说的“多写使人准确”的深刻含义。
大学法文老师们的认真讲授和严格要求，使我终生获益甚多。我毕业后从事研究工作时，不仅能阅读有关的专业法文书刊，而且还撰写了几篇关于法文书刊的书评，先后都发表在该所编辑出版的《社会科学杂志》上。1941年秋，我赴美国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能以笔试通过了第二外语法文的考试。饮水思源，使我更加怀念和感谢在大学时的法文陈、袁两位老师。
这里要特别提到教过高年级法文课的袁昌英老师。袁师并不是专职的法文教师，她出生于1894年11月，是早年就以《孔雀东南飞》剧作而驰名文坛的作家，也是以长期研究西洋文学而著称的知名学者和大学教授，更是青年时就能冲破封建传统束缚、远涉重洋、留学英、法，专攻西学的女中豪杰。
再谈谈德文课。在大学三年级和四年级，我自愿额外选读了第三外语德文。教德文的是一位德国老师格拉塞先生。据说他是第一次大战时来到东方的，自后他不愿回德国，就在中国留住下来。他娶了一位日本夫人，添了两个女儿，女儿当时只有十几岁，都在读中学。格拉塞先生教书认真负责，讲课用简单德文，很有条理。一般来说，他比较严肃，但有时也很幽默。我总记得他把一堂德语课文编成了一个简单的笑话故事：有一天，老师给学生上课，说是要记住一条规律，凡物逢热就胀大，遇冷就缩小。一个学生连忙站起来，说道：“是的，我懂得了，所以夏天天热，白天长一些；冬天天冷，白天就短一些。”全班同学听后大笑起来；格拉塞先生当时已年逾半百，也和大家一样天真地笑着。
在大学本科一年级，我还学习了一门基础课，那就是逻辑学（亦称“论理学”或“名学”），是研究思维的形式和规律的科学。当时教这门课的是屠孝寔老师，那时屠老师刚刚撰写出版了一本《名学纲要》，颇有名气。屠老师身材修长，举止文雅，讲课条理清晰，常以例子说明原理，步步深入，使人豁然开朗。这门课程，对于我后来说理写作，分析和解答问题，佐助良多，终生受益匪浅。
最后，我在大学本科一年级读的一门课程，是生物学；就经济学而言，这可以说是一门基础课，但也可以说是一门专业知识课。当时按学校规定，凡读经济的学生，除数学必修外，还必须选读一门理科课程：物理学，化学，或生物学，任选一门。我选了生物学。前面提到过，当年武汉大学有一个好传统，有关的系都是派最好的或较高水平的老师给外系的学生讲授基础课，生物系派出了知名教授何定杰老师为一年级外系学生讲授生物学。何老师当时不过40岁左右，却已蓄起有名的“长髯”，自后在武大学生和同事中，就传开了颇有名气的“何胡子老师”。何老师讲课，不但条理清楚，而且生动活泼，引人入胜。我当时对生物学这门课所讲的内容，特别是对遗传与变异，非常感兴趣。比如奥地利神父孟德尔通过对豌豆的著名实验，研究出基因（Gene）的分离规律；又如法国学者拉马克以“用进废退”学说，阐述长颈鹿的进化过程；至于英国大学者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学说，更是令人推崇，启发深思的。
这里还要特别提到的是，担任过武大校长的周鲠生教授。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又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国际法学专家，他为我们讲授宪法和国际法。在我的记忆中，周先生总是穿着一身西服，冬季寒冷，教室未生火炉，无热气取暖，他老一进教室，首先脱去大衣，再走上讲台，为同学们上课。同学们对他十分尊重。
本科基础课的意义
10年后，即1941年我留学美国，开始在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在选读了张伯伦（Edward H. Chamberlin）教授的“经济学原理”之后，又选读了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的“高级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即熊氏后来撰写并在逝世后出版的《经济分析史》的雏形和概括）两课程。记得熊彼特教授在课堂上就讲到了经济学的“达尔文学派”，其特点在于把达尔文的“进化论”运用到经济演进过程的分析上。不仅如此，熊彼特本人也早就多次引用过生物学上的述语和概念。比如他在早期成名之作《经济学发展理论》一书中，以其独成—家的“创新理论”解释“资本主义”的形成和特征时，就曾借用过生物学上的“突变”(Mutation)一词。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从来不是“静止的”。他借用生物学上的术语，把那种所谓“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地破坏旧的，不断地创造新的结构”的这种过程，称为“产业突变”(1ndustrial Mutation)，并把这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看作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所以他认为“创新”、“新组合”、“经济发展”，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离开了这些，就没有资本主义。从这里使我体会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不仅在方法论上，而且在有些理论上，两者确实有相通之处；更使我体会到，当年母校规定经济系学生必须选读一门理科课程，是有重要意义的。
追述我在武汉大学文预科和经济系本科一年级学习基础课的情景，我认为一方面，这一段打下基础的经历，是我日后考上出国留学并用外文写成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的直接和重要的渊源。首先，如前面所谈1940年暑期在昆明和重庆同时举行的清华庚款公费留美生考试，英语一个上午只考一篇作文，如果没有大学时期打下的较深基础，那是得不到优秀成绩、从而难以考上的。其次，如果没有英、法、德三种外语的基础，不能充分利用哈佛图书馆通过大量阅读和引用有关外文书刊，那也难以写出获得哈佛经济专业最佳论文奖、并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再次，在其它基础课程方面如中、英文语法、逻辑体系、达尔文学说进化思维等等，不仅与《农业与工业化》撰稿，而且与终生的学术写作，都具有深切的关联。
十分遗憾，1952年底我被调离武大，到喻家山筹建华中工学院，从事基建工作。虽然我对母校情感依依，但此后再未回到母校工作。
我的大学老师都已作古，有的已离开人世五六十年。但不论是基础课老师还是专业课老师，他们的音容笑貌、举止风度，却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他们言传身教、诲人不倦的精神，却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文字来源：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官网，原文标题为《感恩母校，怀念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