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超明，男，湖南邵东人，经济学硕士，法学博士，现任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公共事业理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2010年6月—2011年5月在美国肯塔基大学公共政策与事务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与进修。在社会主义研究、武汉大学学报、经济日报、太平洋学报、卫生软科学、医学与社会等CSSCI索引收录期刊以及其他重要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主编教材4部，译著2部。参与或主持包括国家社科基金在内的国家、省部及校级项目多项。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卫生政策与管理、公共卫生法律制度、创新思维及运用。
石超明老师任全校通识课教学达15年之久，教学风格独特，深受学生爱戴。教学上，石老师认真严谨，一丝不苟；生活中，他爱好广泛，喜欢跑步、打球、登山等户外活动，他曾说“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你不用闪躲，要为自己喜欢的而活！
一、通识理念
Q：石老师您好，非常恭喜您获得本次本科生优秀教学业绩奖，想请您谈谈您的通识教育理念是怎样的？您对通识教育如何理解？
A：我一直坚持这样一种理念，当代大学生在大学里的学习，不仅应该学习专业方面的知识，更多应该学习通识方面的知识。什么叫“教育”？教育就是在你什么都忘记了的时候，它还能为你留住一些东西，而留下来的这些东西，才是教育真正想要的结果。就像公式、定律等等你都忘记了，但思想、方法已经在你的头脑中打下深深的印记，这才是教育要达到的目的。事实上，每个人从小学到大学获取的知识，可能大部分都已经忘记了，但是那种具有格局性、结构性的东西，特别是那种具有方法性和理念性的东西，却会慢慢地传承下来。
Q:您觉得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您如何看待“分科治学”和通识教育之间的矛盾？
A:
我一直认为，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之间并不冲突。通识教育可以让学生具备思想、方法、理论等基础性的东西，这样当你再回到某个具体的领域去钻研探索时，才会获得更为灵活的思惟、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为开放的格局，而不会囿陷于狭窄的圈子里。
在进行某个具体问题的研究时，你常常需要“变”，如果没有这方面的通识基础，又如何“变”呢？有的人可能并没有这种通识基础，研究某个问题时却还是拿出了一些成果，但他可能花了十年、二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甚至为此辛劳成疾，才取得了这样的成绩。但掌握了理论、思维、方式这些基础性东西的人往往能事半功倍，相对轻松地就取得了研究成果。这是因为碰到难题时，他懂得如何去“变”，懂得如何绕个弯来解决。
在初期研究阶段，勤奋刻苦的钻研方式或许仍是有效的；但到了四五十岁，精力消耗殆尽之后，缺乏通识基础的研究者可能就难以进一步深入和发展了。这是因为他们在理论方法等基础性层面上有所欠缺，可见通识教育的重要性。我们没有必要以如此疲累的方式进行研究，在掌握了基础的理论方法后，我们其实可以有更为轻松高效的方式。
Q：在教授过程中，在面对不同专业的学生时，您是如何平衡其中的差异以保证教学效果的呢？
A：
无论是什么专业，无论有什么样的学科背景，其实在很多方面，知识都是相通的。对一个大学生来说，没有学不会的知识。除了那些专业性很强的知识，可能确实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学习。但是作为通识教育，我们不会把那些尤为专业而艰深的东西教给学生，那样就不是通识了。正如我先前所提到的，通识教育注重的是打牢基础。
有效教学并不仅仅是教给学生具体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如何思考，尤其是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不是人云亦云，而是要看到那些不同之处。要不断地思考如何改进，哪怕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也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批判与反思，精益求精。就算你已经拿到了满分，似乎达到了顶点，怎么才能更好呢？你或许可以想想怎么在最少的时间内以最轻松的方式取得同样好的成绩。也许原先的你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死记硬背，但现在的你是边玩边学习就取得了好成绩，很明显，后者的状态更为理想而高效，这就是进步。
当然，也不能仅仅比较分数，比如去年的成绩是六十，今年的成绩是八十，不能单纯地就认为今年是进步了，因为可能去年的六十是因为你花了更多的时间在锻炼、社交、看电影等活动上，而今年的八十是你废寝忘食地学习、甚至放弃了班级聚会换来的，比较起来你觉得这八十真的值得吗？不见得。比较好的状态应该是，你既打了球、登了山、聚了餐、看了电影等等，参加了各种有趣的活动，又还能拿到八十分，这不就比原来前进了一大步么？
二、通识课程
Q：听闻您在本学期开设了一门《创新思维与方法》的通识课，在上通识课时，您有什么感想？有什么治学经验能与我们分享？
A：
我上课最大的特点就是经常与学生互动。我会很用心，会真正地爱每一个同学，无论他表现如何，从来不歧视任何一个同学。我把每一个学生都当成自己的孩子，关注他，帮他提高，与他沟通，不仅是沟通课堂内容，更多的是教学之外的东西。教学不仅限于课堂本身，教学之外的广阔世界更需要我们为学生引导和传达。
课堂上的我不只是站在讲台上讲课，还常常会走到学生们中间，从第一排走到最后一排，走到教室的各个角落。我会布置题目让学生讨论，然后走到各个小组中，与他们交流互动，做得好的会表扬，做得欠缺的会鼓励。我们还有线上讨论，建立了QQ群、微信群等，线上线下同时进行互动。线下是课堂的面对面的交流，线上随时保持交流畅通。有些群已经结课两三年了，我依然常在上面发一些帖子，推一些文章，提一些具有探索性的问题，引发同学们的思考和讨论。他们遇到问题时也会在群里提问，有时也会私下与我进行交流。
另外在上课形式方面，我经常会开设一些讨论课。在课前我会先指定好班长和学习委员，让他们帮忙担任一些助教的工作。而且我的讨论课不仅开设在教室内，还常常开设在教室之外，进行室外讨论，同学们对这个环节都非常期待。课堂人数较多的时候，就分成小组，在不同的教室内进行讨论，同学们往往热情高涨，意犹未尽；人数较少的时候，我就带他们到教五门前的广场上去，或是围坐在草坪上，或是挤占跳广场舞大妈们的地盘，给出一个话题，同学们便热火朝天地讨论起来。
Q：通识课选修人数过多的情况下，您认为应该如何进行小班研讨才能保证上课效果？
A：我认为要保证小班讨论的效果，选课人数最好不要超过一百。比较理想的情形是，小班研讨的人数应该是五人左右，最少不能少于三人，最多不能超过十人，讨论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讨论结束后，如果时间充裕，还可以让小组进行总结展示；如果时间紧张，可以继续进行线上讨论，比如可以通过在群里发帖子的形式，这样大家都能看到、参与到讨论之中。
Q：您认为在武汉大学目前的教学环境下，通识课存在什么问题？您认为还有哪些方面可待加强？您有什么建议？
A：
通识课存在的问题，第一是开设的课程少，而选课的人数多，供不应求；第二，适合小班研讨的教室少，现在的通识课基本都是大课堂，不易全方位地落实管理；第三，人数众多，不易开展教学或社会实践。
我的建议首先是希望学校对老师的管理能够尽量宽松一些，虽然不排除确实有部分“水课”和“水老师”，但是总体来说，老师们还是兢兢业业的，学校应该给予老师更多的信任，条条框框的设置和形式尽量少一些，给老师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当然，管理放宽会滋生“水课”问题，但或许可以实行淘汰制，如果确实存在教学质量低下的情况，可以给予适当的警告。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这些课程全盘否定或全盘推翻，我们应该仔细讨论其中存在的问题，比如这些课程为什么不行，哪里不行，能不能一起解决这些问题，如果这些做完之后还不能处理好这门课程的问题，再把它淘汰掉。
第二，我希望学校应该在保护老师们的教学积极性方面加强工作，包括物质和精神这两个层面。我希望学校能更加公平公正，使老师们的付出都能得到应有的回报。这种回报不仅是物质上的，更多是一种综合性的公平公正的保障。
第三，我希望学校能提供更多的教室，尽量减少选修课的人数，管理部门应该综合考量教学效果，制定科学的教学计划，进行合理的教务安排。另外，还希望学校能多提供一些助教岗位，尤其是本科通识课堂的助教岗位，最好由学校在全校范围内统一招收、培训、管理、安排，配备到每一个课堂，形成一套比较完备的助教管理体系。
Q：如果需要您向全校同学推荐一本或几本专业外的书籍，您会推荐哪些？并请您简单说说理由。
A：《魔鬼经济学》一套四本，值得一看。这套书十分强调批判性思维，强调创新思维，强调要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待问题，而不是一成不变。这也是清华大学校长推荐给大一新生的必读书目之一。另外还有《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这是一本认识人类社会的文明与发展的书。还有一些可以锻炼逻辑思维的书，比如《时间的朋友》、《人类简史》、《文明简史》等，这些都很值得年轻人阅读。我个人觉得，研究生三年至少应该阅读三百本书，本科生也是如此，越多越好。如果从专业的角度出发，我觉得每个专业的学生都应该读读本专业的学术史，了解本专业的发展情况。
我希望每个学生都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做有趣的事，成为一个灵魂有趣的人。当你想“变”的时候，可以灵活地变通；当你忙碌的时候，依然可以保持优雅。创新不是为了使你在大千世界中蝇营狗苟，也不完全是为了人类进步这类宏大愿景，从最实际的角度出发，它是为了使你在有限的生命里做你想做的事，保持健康而乐观的态度，从容而优雅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