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经典

通识文献 | 钱穆:中国文化与人文修养

发布时间 :2021/01/18  编辑:   资料来源:武大通识教育   点击次数:

作者介绍


8AE7


   

钱穆

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国学大师。钱穆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高举现代新儒家的旗帜,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其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



人须要立志,用自己的心去选择一下。取舍之间尤见志。人之求学相同,但“志”不一定相同。在一取一舍之间,建立起自己的志,然后再从志去学。孔子曰: “吾十五而有志于学……。这“志于学”就是孔子立志去学做人的道理,这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中心。                



人文修养即是讲究做人的道理和方法,懂得如何做人才是最高的知识,学如何做人才是最大的学问。学做人是人最切身的问题,任何一个社会,一个民族,都有其教人做人的道理,生长在这社会里的人,都得接受这社会教我们做人的道理。


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如孔子、耶稣、释迦,他们都教人如何做人。尤其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即为教人如何做人,但孔孟与耶稣、释迦不同,因耶稣、释迦乃教主,而孔孟则不然。


如我们要立志做一科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或教育家,我们首先不能忘记我们是人,必须站在人的立场去获得知识来为人类服务,若脱离了人的立场,则所有一切均成泡影,全无意义。要了解中国的文学,必须了解中国做人的道理,因中国文学的最高理想,要将自己最高的人格溶化在自己的作品中,要使作家与其作品合而为一。故不了解作家,即不易了解其作品最高最深之境界,若只求了解一篇篇的作品,而不去了解作家的人格,那么我们不能洞晓其作品所涵真实的意义,如或有某作家的作品不需通过了解作家本身的人格,而便能予以全部把握,则那些作品中国人眼里至多是第二流的。


如屈原与其作品是溶合为一的,若不了解屈原其人,便不能了解其作品,这种作品才是第一流。至于如宋玉,其作品虽美,可是我们只了解其作品即可,并不必去了解宋玉之为人,故其作品最多只是第二流。又如陶潜、杜甫、欧阳修、苏轼,直至近代如曾国藩等人,其诗文都是基于其人格而成,其人格均能表现在其作品中,我们若不了解他们的人格,就无法了解他们的作品,这才是第一流的作品。如水浒传、红楼梦等书之作家究竟是谁,知与不知,并不影响到我们欣赏这些作品上,所以它们只算是第二流的。中国人常把小说戏曲都列为第二流的文学,就为这个原因。


历史是人事的记载,史实以人物为中心,所以不了解人,即不易了解历史。尤其中国文化,特重人文精神,如廿四史等书皆以人物为中心,其体裁特别重在列传。因人可以支配历史,而历史并不能支配人。我们读历史,必须懂得历史里的人物,能品评其人格之忠佞贤奸,邪正诚伪。若不了解人物,则无法了解到历史。即如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等,我们当知并不是因他们为国而死,才成为这样的人,而是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人,才会碰到这样一个死的机遇。


人之生死,只是一个机遇,机遇仍在人之选择。他们之死,才显示出他们的忠直诚正。这是一个主动的表现,他们可以不死,因为机遇可由人自己作选择。故中国人讲历史,主要在人物精神,所以学历史必须知道做人的道理。中国人讲教育,常言身教胜于言教,所以我们与其说孔子是一位教育思想家,不如说他是一位教育家。从这里可以看出身教和言教的分别。身教是以身作则,用人格来教人格。教育家的一切思想言论,只是他人格之表现,他的主要价值不在其思想言论,而更要在其背后的人格。中国之品论文学,不重其文章而重在作者与作品之合一。讲历史不重其事业,而重在其人格与事业之合一。我们不了解一人,亦不能了解其教育精神与目的。如孔子、孟子及宋明诸大儒,他们全是以自身人格来发扬他们的教育精神与目的的。所以不了解中国的做人道理,就不能了解中国的史学、文学、教育、人生、和全部文化精神。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中特殊的地方,所以说教人做人的道理是我们文化的中心思想,这叫做人文修养。


在易经上说:“观于人文以化成天下。”今天所用“文化”“人文”两名词,虽从英文译来,然而这观念中国自古已有,不过与西方有些不同。何谓人文?曰物相杂谓之文,所以文就是一种花样,如黑白相杂便成了花样,若只是纯白或纯黑,则无所谓花样。中国人讲有天文、地文、人文,如男女相杂亦就是花样。因男女相杂才化合成夫妇,为父母,有子女,这就是物相杂,即是一种人文。老一辈人与晚一辈人相杂化合,即可产生新的,今之天下即是经化合而成的天下。大而言之,时空相杂遂形成今日的社会,用中国话说,即一经一纬,而织成了人群相处的文采即谓之人文,人文也可说即是世网。说到空间,人易懂,如这是台北,那是台南,但说到时间,便不易把握,如何时才有此日月潭,此小学和文史年会。虽然今天是在这日月潭的国民小学来举行文史年会,可是这三个形成的时间是不同的。犹如同长在一个园林中的树,也是历史不同,年代不同。在这种各个不同的情形下织成了一个世网。人群社会中之形形色色,因于时间不同,空间不同,复杂多样,我们称之谓文化,这是包括着很多东西的。这即是人文,因复杂而化合。经于复杂之交织化合而又成了新物。


什么是修养?如修剪花朵枝叶,培养泥土等。一颗花种,生出花苗后,须要慢慢培养修剪,才能长出一朵合意的花来,做人亦如此。天地生人,单独的人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于是男女老幼,民众政府交织形成了世网。若把今天这个年会扩大来讲,便可以把整个世界都牵上,换一面讲,若非整个世界的化合,亦无此年会。人一定要进入社会才成人,因此必要在人群中做人,若脱离了社会便不成为人了。故人定要二人以上相杂,才能做人。中国提出“仁”字即二人,所谓人相偶。中国人讲做人道理,最基本的是要人参加进社会,在人文中修养他自己,成为一人文化成的人。西方讲人文乃是针对宗教而言,因宗教最大目标重在死后人可接近上帝因而得救,于是反过来主张人文主义,其所讲重要精神并不与中国相同。中国讲做人的道理,一定要把人与人配合起来才能做人,如果你死了,但在社会上还有因你之化合而所成的新的你保存。所以中国人注重的是后世,不是天国。要言之,脱离了社会的人,不算是一个人。


请问跑进社会以后如何做人呢?当然,如做老师,做公务员等,不能一些花样都不做而单独说要做个人。所以要做人,便须做社会上的人,进而做历史上的人。天地所生之人只是一“自然人”,入了社会以后做的人,才是社会的人,历史的人,才是文化人,即是人文修养之人。


但是要怎样做社会的人?历史的人呢?我国文化主要精神就是要教人如何做人。我们今天讲讲做人的道理,并非说别人要做个什么样的人,我要做个什么样的人,这不能分开讲,现在所讲,只是全人类做人的道理,只是讲人如何做人,便该在人以外更没有条件,这一切是无条件的。与教育程度的高低,人的贫富贵贱等都无关。而只是就全人类中每一人如何来做一个人讲的。只要他是一个人,就应该在社会上做一个人,也就可在社会上做一个人,不须任何条件的。有知识的要做一个人,无知识的也要做一个人,富贵的要做一个人,贫穷的也要做一个人,不管男女老幼,富贵贫贱,只要是生而为人,就要做一个人。而且人格是要一贯下来的。从幼到老,从生到死,因此不能说到待我到某阶段了,才来讲做人。我们要讲做人,是要每一个人都要做的,通贯古今,在每一个地区和环境下都要做,不受时空限制。而这一个理想又是人人须做而又永远做不到十全的。就因为永远做不到十全,所以要人不断地去做。这就是中庸所说:“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


试问我们做人应从何处开始呢?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弟子就是青年人。孔子这番话就是要我们在一切条件下做人,从头一开始便讲究做人。人总有父母,总有社会,做人惟一的条件,便是要在你以外再有人,其他便无条件了。但是为何要这样去做呢?就借孔子那句话中“泛爱众而亲仁”的“亲爱”二字来看,你有一个亲人、爱人,你心里一定喜悦。你能以亲爱之心待人,你自己一定很高兴,人家以亲爱待你,你也会很高兴,所以亲爱是人心之所欲。难道天下有不要人亲爱的人吗?孝弟只是亲爱的别名而已。这既然是人心之所欲,人为何不去做呢?苟非人人心之所欲,又如何能勉强人人去做呢?故中国人教做人,开始只要能“从心所欲”,做到家,仍还是“从心所欲”,再没有更易的功夫,更高的境界了。故孔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孔子一生修养到最高境界即为此从心所欲。然而“从心所欲”是一件最容易而又最困难,最浅近而又最高深的事,同时也最普遍,而又最个别的事。


但一个人每为要“从心所欲”而走上不能“从心所欲”的路,到处碰壁,不开心。这是因为不知“从心所欲”的方法所致。什么是“从心所欲”的方法呢?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曾子释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子注:“尽己之心之为忠,推己及人之为恕。”尽自己的心,如要睡则尽心的睡,要吃则尽心的吃,只有自己的心能替自己做主,自己才能把握住自己,自己的心才是自己的主人。我们进入社会,到了一个复杂的世网中,我们应该“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天乎”,你不要在一切外在的条件上怨天尤人,你要从最根本处做起,从你初生做小孩时的那一颗心的根本处做起,才可上达到最高的境界,这时则只有天知了。所以学做人,须从自己的心上做。孔子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要“从心所欲”而“不踰矩”才是,若“踰矩”则不能“从心所欲”了。这个“矩”还是在我们心里,做事违背自己的良心还是不能有矩。因“规矩”在人心中,故“心之矩”即“天之则”。照宋儒讲这是天理的流行,用宗教语言来讲,这是上帝所给的心的法则,即是上帝的法则。这法则给了我们就是“心矩”,就是“天德”。下学而上达,是要从根本处学起而直上达天德。宋人称之为“天理”,与“天理”相反的是人欲。“天理”的内容只是人心所欲而不踰矩,“人欲”亦是人心所欲而踰矩了。人心之欲,想这又想那,但必须有一矩。所欲只在“矩”中,就是天理了,故人欲和天理并不是相违背的,而且是一体的,只要不踰矩就行。


人总有一死,若想长生不死,这固然是“踰矩之欲”;但若如读书过火,吃饭过火,休息过火,寻乐过火,亦都是踰矩,结果因过火而生了病,终生愁死,反而早死,都是违背天理所致。所以要“从心所欲不踰矩”。矩在心中,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皆可以为尧舜,满街都是圣人,能做到矩在心中时,也就是天人合一之时了。


今试问如何认识此心矩呢?这也很浅近,只自己心下觉得快乐即合心矩了,若心下不快乐则总有毛病。凡一切事皆不能过分,不用求快乐,只要求合理,合理则自然快乐,才能理得心安。这不是讲思想,也不是讲人生哲学,只是学做人的道理,这道理只在于躬践实行,只在学。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岳飞,文天祥都死了,其所欲之义则至今尚存。人的生命是总要丢掉的,但须要选择一丢不掉的东西。眼前有很多路,但得你自己挑一条去走。故人须要立志,用自己的心去选择一下。取舍之间尤见志。人之求学相同,但“志”不一定相同。在一取一舍之间,建立起自己的志,然后再从志去学。孔子曰:“吾十五而有志于学……。”这“志于学”就是孔子立志去学做人的道理,这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中心,希望诸位能立志求学,做一个中国理想的标准人。


本文来自《钱宾四先生全集42·历史与文化论丛》,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