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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文化 | “成人”与人之为人

发布时间 :2018/02/10  编辑:   资料来源:   点击次数:


[作者简介]江畅,1993年在武汉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94年任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教授,2002年任博士生导师,2012年被遴选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为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哲学学院教授,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兼任中国伦理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价值哲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化建设与评价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湖北省伦理学学会名誉会长;主要从事伦理学、价值论、西方哲学和文化问题研究,代表性著作有《自主与和谐:莱布尼茨形而上学研究》《理论伦理学》《幸福与和谐》《德性论》《论价值观与价值文化》《论当代中国价值观》《西方德性思想史》(四卷)等。

[摘 要] 近代以来,由于受日益强大的市场力量和资本逻辑以及为之辩护的思想观念所左右,一些人逐渐成为单向度的“经济人”。他们不仅因为其畸形发展而不是“真正的人”,并且由这样的人构成的世界已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这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需要全世界的哲学家共同探讨。真正的人不是自然生长的,而是人为造就的“成为”之人;真正的人不仅是成为之人,而且是“应成为”之人。对于应成为之人是哪种人,有着种种不同看法,可归结为四种观点:“结果主义”把应成为的人看作其行为总是导致了有利的结果的人;“道义主义”认为那种把利他(包括他人和社群)作为人生追求的人才是应成为的人;“完善主义”的应成为之人的突出标志是人性得到了充分的实现;“圣洁主义”所追求的通常是达到超凡脱俗境界、成神成佛成仙的人。所有关于人应成为的那种人的观点都是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提出的,今天的社会环境已经改变或者正在迅速地改变,因而对应成为之人的认识也必然会趋同,各国确立的应成为之人的标准也会趋同,人类将会在应成为之人上形成共识,并将构建应成为之人的共同标准。应成为之人,是在人的发展过程中到了一定阶段之后才长成的,其主要标志或集中体现是人格的形成,但“成人”是一个终生的过程。在任何时候,人们都已经成为人,同时又正在成为人。影响应成为之人的因素很多,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尽相同,但人性、家庭、学校、社会环境、个人修为仍是影响应成为之人的相互作用的五种主要因素,而哲学是其中的一种特殊因素。哲学家提供的应成为之人的标准和理论不尽相同,甚至差异很大,但一般都承认人是人为造就的产物,是超越感性欲望满足而有更高追求的人,是人性自我实现并且对社会有益之人,其决定性因素是个人修为。一个人只有不断自我完善,才能成为真正的人。

[关键词] 成人 成为之人 应成为之人 真正意义的人(真正的人) 经济人


2018年召开的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将以“学以成人”(Learning to Be Human)为主题,足见“成人”这一古老话题在市场机制浸染整个社会生活的全球化时代重新引起了哲学界的高度重视。许多古代先哲已经注意到,人不是自然天成的,而是人为造就的结果。只有造就,人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的人(以下简称“真正的人”)。这种造就的过程,就是“成人”的过程。近代以来,哲学家也好,社会治理者也好,对于人需要造就这一人所独具的特性(可以说是人的先在规定性)有所忽视,甚至已经忘却了。更准确地说,近代以来,人们忽视了人有多种造就的可能——要么政府持中立立场,让人们放任自流;要么偏执于一种可能,而放弃了追求更好的可能。其结果是,个人受日益强大的市场力量和资本逻辑以及为之辩护的思想观念所左右,在这种外在力量及有偏颇的思想观念控制之下,个人成为了所谓的“经济人”。也就是说,哲学家和政治家不关心“成人”,不致力于根据人的本性造就人,但人还是在“成人”,只不过成为了“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语)或“沉沦的人”(海德格尔语)。在现代文明的弊端和消极后果日益凸显的今天,哲学家逐渐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单向度的经济人不仅因为其畸形发展而不是真正的人,并且由这样的人构成的世界已经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于是,“成人”的问题在当代背景下被主流哲学界郑重地提了出来。这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需要全世界的哲学家共同探讨来回答。本文拟从“成人”与人之为人关系的角度提出看法,以参与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和讨论。


真正的人与“成为”之人

人不像动物或植物那样是自然生长之物,而是人为的“成为”之人。这里可以用“生长”表示纯粹自然的过程,用“成为”表示人为的参与过程。“成为”的过程也是“造就”的过程,即通过造就成为人的过程。“造就”表示“成为”在某一时间节点上达到的状况,而“成为”的过程是由无数作为其结果的“造就”显现的。“生长”与“成为”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没有意识、意图的,后者则是有意识、有意图的。人作为造就的结果,总是某种意图的体现;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意图的作用逐渐增强。当然,这种意图可能是本人的,也可能是他者(他人或社群)的;在人成长的过程中,有一个从按照他者意图造就到按照自己意图成为的渐变过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人是“成为”或“造就”的结果。因此,真正的人都是通过造就而成为人的。无论一个人是否真正是“成为”之人,一般都可以如是视之。

在人类思想史上,许多哲学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早在古希腊时期,一些思想家就注意到人必须成为自己、造就自己,必须选择和决定自己的生活。在他们看来,人始终如“赫拉克勒斯站在十字路口”(普罗第库斯语),“不是活着,而是活得好”(苏格拉底语),并且“把善作为自己全部行动的目标”(柏拉图语)。近代开始,人们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谈论人的自我成为、自我造就的本性,人被看作是在一个其余方面都已规定了的世界中掌握着自我规定的唯一者。这就是斯宾格勒(O. A. G. Spengler,1880—1936)根据歌德(J.W. V. Goethe,1749—1832)作品形象所命名的“浮士德精神”:“在前进中,他找到痛苦和欢乐,他,每时每刻都不满足!”尼采(F. W.Nietzsche,1844—1900)认为,人类是某种必然要被超越的东西——人类是一座桥梁,而不是目的。目的是超人,“超人是大地的意义”。在他看来,人类有两种未来,一是继续沉沦下去,其结果是平庸;二是有意识地崛起,进行自我创造。第二种未来是尼采所认定的人类应有的未来,“所以你们应该是创造者”。成为超人,归根到底就是成为你自己。成为你自己,也就是使自己是其所是:“生成吧,成为你所是者!”海德格尔(M. Heidegger,1889—1976)则把“能在”(可能存在)看作是人的本质特征,认为人一生下来就被抛进了可能性之中,人就是可能性。“此在总是从它所是的一种可能性、从它在它的存在中随便怎样领会到的一种可能性来规定自身为存在者。”这种可能性是人自身就具有自己发展的可能性,人就可以随意处置它。后来,萨特(J-P.Sartre,1905—1980)则把海德格尔的“人就是可能性”称作人就是自由,人不得不自由。既然人就是可能性、存在就是自由,人就不得不自由选择,不得不从自己的可能性方面去筹划,不得不决定自己应该怎样生存,不得不决定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正是通过选择和筹划,人获得自己的规定性(本质),并且不断地获得和更新自身的内容。

在中国古代,“成人”更是思想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传统社会占主导地位的道德体系是围绕着“成人”以至“成圣”展开并运行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强调“成人”是以对人在宇宙中的特殊位置的认识为前提的。在他们看来,人虽乃一物,在宇宙中不过沧海一粟,但人有优越于万物的特殊性质。老子(约前571—前471)曰:“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宋代周敦颐(1017-1073)也说:“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人的这种特殊性在于人有道义、“五常”等道德,道德使人成为万物之灵长。“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正是“五常”把人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使人成为最卓越的:“人为最灵,而备有五常之性,禽兽则昏而不能备,草木枯槁则又并与其知觉者而亡焉。”然而,人的这种特殊性质并非已经完成,还需要人的造化、作为或“修身”,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成为人的过程。这即是《战国策·齐策四》中谈到的“返相归真”,老子要求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孟子所期望的“求其放心”,《荀子•性恶》所说的“化性而起伪”。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家更是把“成人”作为其主旨,以至于有学者将成人与成圣视为儒家伦理道德的精粹。与以前的道德相比较,儒家道德使周礼在仁和义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从而给礼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学理论证,并将三者落实到个人、统一于个人,建立了一整套个人修身学说,通过个人“成人”来成就仁、义、礼,从而实现家齐、国治、天下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成人”成为儒家道德的旨趣或意旨,而儒学体系(至少是先秦的儒学体系)就是旨在成人而构建起来的道德理论体系。

德国思想家马克思(K. H. Marx,1818—1883)、恩格斯(F. Engels,1820-1895)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所关注的是人获得解放和自由,实质上关注的也是成人。其主旨是把人从资本的压迫和奴役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并建立使人获得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提出,要积极扬弃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而这种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共产党宣言》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这样一种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一种“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的社会。后来,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把人成为自己的社会生活的主人,从而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称之为人类解放的事业。由此看来,他们的出发点和目的始终是人的解放和自由。与以前思想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所关注的是整个人类的解放、自由和全面发展,追求的是每一个人都成为新人。

上述哲学观点在20世纪得到了生物人类学的印证。生物人类学家阿尔诺德·盖伦(A. Gehlen, 1904—1976)认为,人在生物学意义上是“未完成”“未确定”的生物,因此,人需要解释和确定自己,需要通过活动完善和发展自己。人的未特定化最初被看作是生命成长过程中不利于生存的因素,是无价值的缺陷,因为人这种生物在适应环境方面比起其他生物要难得多。但生物人类学认为,正是人的未特定化决定了人必须自我完成、必须自我决定成为某种特殊的事物,必须凭借自身的努力解决自身出现的问题。人不仅可能是创造性的,而且必须是创造性的,创造性必然根源于人类存在的结构。自我完成的程度是可高可低的,但只有不断地创造,才能不断地前进、不断地超越,也才能因此不断地走向自我完善。

人之所以是“未确定的”,之所以需要“成为”,原因很复杂。例如,因为人有理性,使人能够反思自己及其在宇宙中的位置,因而会促使人不甘于现状,而要谋求生存得更好。实际上,从宇宙进化角度看,如果人类也像其他猿类没有在进化过程中获得理性,那也就没有人类;当然,人类也就会像其他动物一样受本能驱使,自然地生长在地球上。又如,因为人有社会性,要求人类不能完全“自然地生长”,而要能适应社会,按社会期待“人为地成为”。这里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深入讨论人之所以会获得“成为”这种规定性的原因,主要关注人所具有的或已经获得的“成为”这种先在的规定性,这种人区别于动物乃至所有其他事物的本性或本质特征。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是成为之人、造就之人。没有“成为”的过程,不是“成就”的结果,人就不能成为真正的人,甚至就根本不能算作是人。假如我们认同自古以来许多思想家主张的人需要自己造就,人是“成为”的结果,那么,人类就应理直气壮地致力于对自己的造就,个体和社群都应如此,而且必须自觉地始终面对“成为”的多种可能性,防止误入歧途。


“应成为”之人的人格标准

“造就”之人或“成为”之人,还不是真正的人。因为,“成为”之人只是真正的人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真正的人的充分条件是“应成为”之人。然而,自古以来的思想家虽然肯定真正的人是成为之人,但对于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却有着种种不同的看法。他们在肯定真正的人是成为之人的同时,又各自提出了人应成为什么样的人的不同主张或不同标准,并认为自己所主张的“应成为”之人才是真正的人。于是,在人应该成为哪种人的问题上,存在着众多的分歧甚至完全对立的观点。受思想家不同观点的影响,当然也受社会实际情况的制约,不同社会也形成了迥然有异的社会成员应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角色期待。人类社会在这个问题上自古至今从未达成完全一致,于是就形成了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被视为英雄的人而在另一个社会或另一时代被视为败类的复杂情形。

从人类思想史的角度看,对于人应该成为哪种人的看法,从与人性实现关系的角度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种观点。其中的每一种观点,都并非仅被一个派别所主张,而可能是有多个派别主张的。这里,只是考察它们所具有的基本共识。

一是结果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的共同特征是,把应成为的人看作其行为总是导致了有利的结果的人。所谓有利的结果,是对于不同主体或主体的不同方面而言的。西方的快乐主义主张,人应成为快乐的人。人的快乐在于欲望的满足,而欲望的满足取决于欲望所指向的对象,因而人的行为目的就在于获得这种令欲望得到满足的对象并使之满足欲望。快乐主义所理解的欲望通常是感性欲望,因而对于快乐主义来说,应成为的人是感性欲望获得尽可能多的满足的人。西方的利己主义主张,人应成为追求并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这里的利益,主要是指金钱、财富、权力、名誉、地位等物质利益或可直接带来物质利益的利益。利己主义者也主张欲望满足,把欲望的满足看作人生的目的,但与快乐主义不同,它更强调的不是满足本身,而是对可以满足欲望的利益的占有。如此,一个信奉利己主义的人虽然出发点是快乐主义者,但最终变成了非快乐主义者,把对利益最大化的占有当作目的本身。西方的功利主义也主张人应成为追求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人,但与利己主义不同,它强调行为要给行为所及的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利益。其中当然包含自己的利益,但不限于自己的利益,而要求个人与他者的利益共进。功利主义者也把追求欲望的满足看作人生目的,但这里的欲望包含了对增进社会利益的欲望。

二是道义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那种把利他(包括他人和社群)作为人生追求的人才是应成为的人。这里所说的利他,包括自觉地履行责任或义务、无私奉献、爱人等。中国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是“仁”,而人的基本含义在于“爱人”,成为仁者即成为君子,君子就是应成为之人。儒家的爱人是有差等的,摆在爱的对象首位的是父母,然后由近及远。当代西方关怀伦理学的观点与儒家的这种成人观十分相似,它也强调由近及远地对他人的关怀。对于关怀伦理学来说,一个人应成为对他人有关怀德性的人。与儒家和关怀伦理学家不同,古希腊、古罗马的斯多亚派推崇“顺应自然(本性)生活”。这里所说的自然或本性,指的是人的本性即理性。人的理性是与宇宙理性相通的,宇宙理性实际上是宇宙的法则或命运。顺应理性生活,意味着对非理性方面的否定和抑制,而这就是人的德性。他们认为,当一个人成为完全合乎自然的具有圆满理性的人时,他们就是“圣贤”(thesage),即智慧之人。这就是他们心目中应成为的人。斯多亚的成人观为德国哲学家康德(I. Kant,1724-1804)所继承,他虽然承认人应追求达到德性与(感性的)幸福相统一的至善境界,但他所强调的是人作为理智世界的成员应当服从不同于感性(自然)法则的理性法则即道德法则。当一个人完全出于对道德法则的敬重而按道德法则行动时,他的行为就有道德价值,他就是有德性的人。在他看来,人就应该成为这样的德性之人。至于幸福,那应是与德性相匹配的,即使现世不能获得,来世公正的上帝也会根据德性匹配。

三是完善主义的观点。在这种观点看来,应成为之人的突出标志是,人性得到了充分的实现。古希腊的苏格拉底(Σωκράτης,前470-前399)、柏拉图(Πλάτων,约前427-前347)与亚里士多德的成人观基本一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了系统的表达。他们的基本倾向是幸福主义的,认为幸福就是至善,而这种至善主要在于人的德性,也包括一些外在善(如财富等),但德性是幸福的主要内容和必要条件甚至充分条件。在他们看来,德性是人的本性即理性得到圆满的运用或发挥;因此,他们的观点也被称为完善主义或德性主义。对于他们来说,人就应该成为德性之人,亦即幸福之人或完善之人。马克思、恩格斯深受近代启蒙思想影响同时又超越启蒙思想,主张在以工业大生产为基础的现代社会,要克服资本主义异化导致的对人的奴役和人畸形的、片面的发展,主张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该成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而由这样的人组成的社会他们称之为“自由人联合体”。人类思想史上的完善主义成人观得到了现代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支持。马斯洛(A.H. Maslow,1908-1970)认为,人有生理、安全、归属和爱、尊重、认识、审美、自我实现等七种基本需要,而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要的产生有赖于前面各种需要的满足。在他看来,各种基本需要都能得到满足的人将会有最充分、最旺盛的创造力。而上升到这样境界的人,马斯洛称为高度健康的人或自我实现者,就是应成为的人。“自我实现也许可以大致被描述为充分利用和开发天资、能力、潜能等等。”因此,马斯洛的观点也是完善主义的。中国哲学家冯友兰(1895—1990)认为,人与其他动物不同,人在做某事时他了解他在做什么,并且自觉他在做。正是这种“觉解”,使他正在做的对于他有了意义。他做各种事情,有各种意义,各种意义合成一个整体,就构成人的人生境界。他把人生境界划分为四个等级,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这四种人生境界之中,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现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应该成为的人。前两者是自然的产物,后两者是精神的创造。”按照冯友兰的说法,生活于道德境界的人是贤人,生活于天地境界的人是圣人。如果把圣人与贤人合称为“圣贤”,那么对于冯友兰来说,人应该成为的人就是“圣贤”。

四是圣洁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所追求的通常是达到超凡脱俗境界、成神成佛成仙的人,世界主要宗教基本上持这种观点。基督教认为,人由于元祖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的意志而有原罪,人只能通过信奉上帝(指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培育神学德性、恪守诫命并在尘世忍辱屈从、听天由命等途径,再加上帝仁慈的恩典才能获得拯救,才能死后进天堂,与上帝同在,获得至福。所以,对于基督教来说,人应成为的人是成为听命于上帝的虔诚信徒。伊斯兰教认为,人的命运都是由安拉(宇宙中唯一真实的主宰,即“真主”)安排好了的,甚至在人出生之前就已确定,人必须信仰安拉及其派来人间的使者穆罕默德,并履行念、礼、斋、课、朝等五项宗教义务,才能在现实世界毁灭后进入永存的彼岸世界——后世。因此,伊斯兰教所主张的应成为的人是绝对信仰安拉、绝对服从安拉的意志并忠实履行伊斯兰教的义务的穆斯林(即“顺从真主者”“实现和平者”)。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同,佛教不主张信仰神,而强调成人在于“成佛”。“佛:也称‘佛陀’,梵语本义为‘觉者’,指完全觉悟并彻底证得宇宙本来面目的人。”成佛的方法很多,不同的佛教宗派有不同的成佛方法,如修身成佛、顿悟成佛、到西方修行成佛、苦行成佛等,但其关键是要去“无明”(即对佛教教义无知)。佛教认为,人生在世,一切皆苦,甚至在娘胎里就开始受苦了,一直到死,而且死了又生,生生死死,不断轮回地受苦。苦的根本原因在于“无明”,要消灭痛苦,必须首先铲除无明,而这就需要学习佛教义理,使自己“觉悟”,从而跳出生死轮回,渡过“苦海”,达到佛教所追求的最高解脱境界——涅槃。在涅槃中,永远没有生命中的种种烦恼、痛苦、苦行和轮回。道教最基本的信仰是“道”,它不仅是宇宙的本原,最初的、永恒的万能造物主,而且具有永恒的生命,获得它、保持它便可以长生,这便是“德”。道家认为,在万物中除了人居住的世界外,还有神仙住的“洞天福地”和“天外天”。道教相信,人通过求神(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等)或修炼可以得道,而一旦得道,不仅可以享受人间的幸福,而且可以返本还童,与道同体,肉体永生,白日升天,长存仙界。显然,对于道教来说,应成为之人是那种得道成仙的人。

以上四种观点表明,自古以来的学者对“应成为”之人看法复杂多样,纷纭杂呈,然而实际情形更为复杂,其中有四点是值得指出的:其一,这四种基本观点存在着基点或基本立场(价值取向)的差异。立足于个体还是社群是不同成人观的基本立场。从这个角度看,四种观点本身的立场是不尽相同的:结果主义既有个体主义主张,也有整体主义主张;道义主义通常是持整体主义;完善主义和圣洁主义的立足点基本上是个体主义的。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持个体主义的思想家还是持整体主义的思想家,一般都不是那么极端的;但这些理论在被人们实际奉行或统治者采用时,常常会走向极端。其二,每一种成人观都存在着是否可行的可能性问题。有些主张虽然看起来是美好的,但实际上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其中,圣洁主义观点虽然得到很多信徒的信奉,但无法提供可以现实化的理论论证。从理论上看,人“应成为”的人,隐含着人能够成为的人这一前提;忽视了这一前提,“应成为”的人就只是一种幻想。其三,虽然思想家关于应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观点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但也有一些基本共识。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们都主张人不应满足于现状,而要努力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使人生更有价值、更美好;另一方面,他们在应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底线方面,以及不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方面存在着较多的一致性。例如,一些做人的基本德性(如善良、诚实、正直等)以及一些禁止规则(如不谋杀、不抢劫、不失信等),几乎是每一种观点都承认的。其四,不同文化有不同的应成为之人的标准及相应的不应成为之人的标准,这种标准通常只适用该文化发挥作用的社会,因而不能用这种标准简单地对不属于这种社会的人加以评价,更不应把他们看作是不应成为之人。

如果从历史文化的视角考察,不难发现,上述所有关于人应成为的那种人的观点,都是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提出的。在提出这些观点的特殊社会环境方面有以下几个事实是值得注意的:(1)在文化背景方面,上述世俗观点几乎都是“轴心时代”开始在世界两大古老文明区提出的。这些社会以不同的方式进入文明社会并经历了各不相同的“沧桑”文化演进过程,生活在其中的思想家对于人性和现实的人的认识不同,因而设想了不同的人格理想。(2)在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方面,自古以来,亚洲与欧洲、东方与西方的生产方式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以农耕为主和以狩猎为主),而且在西方近代又出现了市场经济这种全新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不同,又导致了经济基础和生活方式及生活状况的巨大差异。在这种差异巨大的经济环境中,不可能在人应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上达成共识。(3)在社会制度方面,目前人类经历了奴隶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三个历史阶段;在这些制度下,充满了建立新制度与维护旧制度的斗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斗争、国家间的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以及由此导致的剥削、压迫和战乱。所有关于应成为之人的圣洁主义观点,几乎都与此有关。(4)就思想家而言,自古代至近代的思想家受教育程度有限、交通不便利、信息交流落后以及言论不够自由,因而他们在学识、眼界、研究能力等方面都十分有限,很难形成真正具有普适性的观点,更难以通过争论和讨论达成共识。由于所有这些历史事实的局限,自古代到近代,思想家们关于应成为什么样的人形成各不相同的观点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人类文明进化到今天,上述历史事实已经改变或者正在迅速地改变。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类已经不再是彼此相互关联度不高的人群,而已经一体化;现代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人类普遍采取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各个国家的制度虽然还存在着性质的不同,但其趋同之势则十分明显;此外,还有发达的交通、传递极为迅速的信息、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的思想家,等等。在这样一种新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中,在这种人类生活一切方面都在趋同的新走向下,对应成为之人的认识也必然会趋同,各国确立的应成为之人的标准也会趋同。如同人类正在价值观上形成共识,并致力于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一样,人类也会在应成为之人上形成共识,并将会构建应成为之人的共同标准。实际上,应成为之人的共识和标准,本来就属于人类共同价值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成为“应成为”之人的“成人”过程

人产生于宇宙演化过程中形成的特殊环境,作为一类存在是生物进化达到的最高阶段。人的根本规定性是自为性,它根源于人谋求更好地生存〔即谋求过(最)好生活〕的本性,并且体现在对好生活的谋求之中。人还具有社群性或社会性,它既是人的本质规定性,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显著标志。人的自为性和社群性体现为人格,人格是人的内在综合规定性,体现在人生活的过程之中。人格的形成意味着人的长成,人格的发挥就是人现实生活的过程,而人格本身是人性的现实化。因此,人的生命过程实际上有三个层次:作为人整个生命现实过程的人生,作为个体综合规定性的人格,以及现实化为人格的人性。人生—人格—人性,这是人从表层到深层的结构。人“成人”的过程,就是这种结构动态变化的过程。

人们一般都承认人有其本性(人性),但对于人的本性是什么,却存在着巨大分歧,甚至观点完全对立。由于人性是一个复杂的整体,隐含着人生的各种可能性,是人生复杂结构的深层结构,因而,不能仅从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层次理解人性。人作为人,具有区别于动物的规定性;作为动物,具有区别于生物的规定性;作为生物,具有区别于无生物的规定性。因此,人的规定性不是平面的、单向度的,而是多层次的、多向度的,是各种潜在规定性有机统一的整体。在宇宙中,人是动物,也是生物,还是事物,因而人性涵盖了动物性、生物性和事物性,是所有这些规定性的统一。人作为存在物,要谋求存在;作为生物,要谋求生存;作为动物,要谋求生存得好;作为人,则要谋求生存得更好。因此,人性是由人谋求存在、生存、生存得好、生存得更好的各种潜在的规定性构成的统一整体。这个整体,就是一个人的人性;而谋求存在、生存、生存得好、生存得更好,则是人性的根本规定性,是人性的一般内涵(或者说一般人性),也可以把这种意义上的人性称作“人的本性”。只有具有这种规定性,人才是人。人的本性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不同个人身上,体现为各种不同的潜质。由这些潜质构成的整体,才是具体的人性。人的本性是人类共有的本性,因而是抽象的、一般的人性,它寓于每一个人的人性之中,而这种本性所寓于其中的人性就是具体的、个别的、个体的人性,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人性。与抽象人性相比较,具体人性是人的本性的具体体现,是人的现实的历史的规定性。它比人的本性更具体、更现实,其结构和内涵复杂、丰富得多。

人性虽然是潜在的,但可以现实化为人格。人格就是人性的现实化。人性的现实化也可以说是人性的人格化过程,而人格化过程就是人格构建的过程。人性现实化与人性人格化是同一个过程,或者说,人性的现实化是通过其人格化实现的。人格是由观念、知识、能力、质量等主要个性心理特征构成的,表现为一个人的具有一致性、稳定性的总体个性特征和完整精神面貌。人格与自我、同一性是大体相同的概念,“通常,人格被看作是三个概念中范围最广的一个,涵盖了其他两个概念(自我和同一性)”。人格是人性与人生之间的枢纽,经过这一枢纽,人性得以体现的生活才有可能变得丰富而深沉、优美而崇高。人格是人谋求生存特有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其他生物所没有的。动物生存的模式是需要—行为—满足,而人在需要与行为之间增加了“人格”这个十分复杂的环节,并在满足之后还增加了一个“享受”的环节。因而,人生存的模式就成为了需要—人格—行为—满足—享受。人格的形成不仅表明人的成熟,也表明人具有了人的根本规定性(自为性)和本质规定性(社会性)。人格这个层次的逐渐形成体现了人类的进化过程,它是文明进化的结果和积淀,其意义在于可以使人的满足和享受更加丰富、更加有深度。当然,由于从需要到满足或享受的系统和过程变得更为复杂、精密,因而发生故障的可能也大得多。从这种意义上看,人因为有人格这个环节而变得更为脆弱,其中某一个层次、环节或因素发生问题就会使人的生存系统发生故障、混乱甚至崩溃。

从人性到人格,实质上就是人格构建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目的就是形成独立的人格。从广义上看,人格构建过程是终生性的,但整个过程具有阶段性,包括初步形成、基本形成、不断完善几个时期。其中最重要的时期是初步形成和基本形成时期,这就是狭义的人格构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格构建有一个从自发、被动构建到自觉、主动构建的转变。到人格基本形成时期,这一转变已经完成。此后,人格构建是完全自觉、主动的,即使事实不是如此,那也被认为应该如此而没有如此。

人格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人的综合素质。人性与人格的关系就是禀赋与素质的关系,而人格与人生的关系就是素质与素质发挥的关系。一个人的素质是一个人在人性禀赋、身体成熟、环境影响、个人作为等因素交互作用所达到的人生境界。这标志着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一个人会过什么样的生活,他的人生达到了什么样的高度或什么水平。人格是判断一个人的内在根据,而判断的标准则是人格对人性开发的程度,或者说人格实现人性的程度。显然,人格对于一个人、对于一个人的生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或者说它就是一个人的内在标志。正因为如此,人们通常把人格看作是人的真实的自我,是人的同一性或身份。

人并非生来就是真正的人或完全意义的人,真正的人是在人的发展过程中到了一定阶段之后才造就的,其主要标志或集中体现是人格的形成或具有独立人格。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他还会发展,达到成熟,然后又从成熟走向衰退,直至死亡。人的生命的整个历程在生命全程发展(毕生发展)心理学中被看作是发展过程,即“从受精卵形成到死亡(或者说‘从子宫到坟墓’),个体身上所发生的系统的、连续变化的过程”。说这种变化是系统的,是指这些变化是串行化的、模式化的,并且是相对持久的变化,不像情绪波动那样暂时和不可预测;说这些变化是连续的,是指变化中的人保持原来的样子,或者说现在的人反映着他过去的自己。有心理学家认为,人的发展具有五个特征:(1)发展是延续一生的;(2)发展是多维度的,包括生理、认知和社会情感(或社会心理)等三个主要维度,同一维度中又包括许多成分;(3)发展是可塑的,如能通过再培训使老年人的推理能力能得到改善;(4)发展是情境性的,个体持续作用于情境并根据情境的变化做出反应,这些情境包括个体的生物组成、物理环境和认知过程,也包括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5)发展包括成长、保持和调节,当个体步入成年和成年后期,处于个体发展中心位置的不再是以前的成长,而是保持和调节,以此来保持原有的能力或减缓能力的衰退。

人是一个整体,其发展过程是复杂的,有生理性、认知、社会心理三个主要发展维度。它们相互作用导致个体的变化,使人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发展心理学家一般据此将人的一生划分为胚胎期、婴儿期、学前期、学龄期、青春期、成人早期、成人中期、成人晚期。胚胎期是从怀孕至出生的时期,在短短9个月的时间内,惊人地快速成长,从一个细胞迅速分裂发育成拥有大脑和行为能力的复杂机体。在婴儿期(出生至18—24个月)婴儿完全依赖成人,许多心理活动刚刚萌芽。学前期(从婴儿期结束至6岁)的年幼儿童开始表现出自我中心主义,更加关注自己,掌握了入学基本技能(听指挥,认字)并开始与同伴玩耍。在学龄期(7—11岁),儿童掌握了阅读、写作、算术等基本技能,开始正式接触外面的世界和文化,“成就”开始成为儿童世界的中心,儿童自我控制能力增强。青春期(大约10—12岁至18—22岁)始于身体的急剧变化,如身高体重迅速增加、身体外形改变、乳房发育、阴毛和胡须出现和声音变粗。这一时期,个体的独立性和同一性最为突出,思维更具有逻辑性、抽象性、理想性,更乐于从事家庭之外的活动。在成年早期(20岁左右至30岁左右),个体经济独立,事业开始发展,并且对许多个体而言,他们开始选择配偶,习得与他人建立一个亲密关系,建立家庭和养育子女。在成年中期(35岁至65岁左右),个体参与社会活动,具有社会责任感,辅助下一代成长为成熟个体,事业达到高峰并获得满足感。在成年晚期(65岁至死亡),个体的健康和体能开始衰退,对生命进行回顾,退休并且开始适应新的社会角色。

在整个人的发展过程中,胚胎期、婴儿期、学前期、学龄期、青春期、成人早期是人“成人”的典型过程。可以大致上划分两个时期:(1)生长时期,大致上包括以上所说的胚胎期、婴儿期、学前期、学龄期、青春期。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时期,约二十年左右。在20岁左右,个体作为人的根本规定性的自为性已经具备,人性基本形成,但社群性尚在形成过程中,有些因素还没有出现,如职业、自己作为家长的家庭等。(2)成熟时期,相当于以上所说的成人早期(大约20—30岁)。这个时期个体从开始成熟到基本成熟,除了自为性已经成熟之外,社群性也基本成熟,成为基本成熟的自为个体,人格在这个时期也相应地基本形成。

这里之所以将自为个体完全成熟的节点确定在成年早期(30岁左右)结束,是因为到这时,自为个体具备了比较充分和完备的自为性和社会性。从自为性的角度看,这个时期个体的健康和体能逐渐达到了一生中的巅峰状态,其认识能力、情感能力、意志能力、行为能力的开发基本完成并得到了初步的运用,而相应的活动成为了充分的意识活动,具有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自主性和主体性。从这些方面看,到30岁左右,正常的个人一般都获得了自为性,能够作为独立自主的主体活动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从社群性的角度看,这个时期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基本完成,获得了作为不同社群成员的充分资格。这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1)个体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即系统的价值观念),并基本养成了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情感模式、行为习惯。其中价值观的形成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价值观的形成意味着个体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价值目的和人格理想,这种目标和理想已经与父母的不同,也与父母、老师、社会所预期的不同,而且个体还确定了实现这种目标和理想的基本准则,以及形成了自我控制机制。(2)个体开始从事旨在谋生的劳动,并在此基础上消费、享受和进行社会交往。在这个阶段,个体在工作上开始有所作为,能够自食其力,并开始享受生活;同时,通过工作扩大了自己的社交圈。(3)个体开始成家立业,甚至养家餬口,有了以自己为家长的家庭,可能有了自己的子女;基本上完成了就业任务,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并逐渐适应职业要求;参加了各种组织和社团,如参加政党和其他组织,以及专业性、兴趣性的社团;还有自己的夫妻生活、情侣生活以及密友生活等。

人的自为性和社群性成熟的集中体现是自为个体的人格形成,以上所述的自为性和社群性成熟的种种体现归结起来,就是人有了自己的相对独立完整的人格,已经成为了人。不过,这里有两点值得指出:(1)如果在封闭的传统社会,人到了成熟时期各方面就已经定型了,然而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人的成熟任何时候只是基本上的,而不会定型。一般来说,一个人到了已经成熟的时候就已经“成人”了,但是他并非从此以后在人格上就是固定不变的;相反,他的人格和人生由于外在因素及其导致的心理因素的不断变化的影响而始终是可变的、可塑的。所以,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成人”是一个终生的过程,至死方休。“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已经成为人,同时又正在成为人。”(2)在人格基本形成的时候,人已经成为人,但并不一定成为了应成为之人。就是说,一个成熟之人可能是应成为之人,也可能不是应成为之人。虽然在任何社会都对应成为之人存在着意见分歧,但通常是以社会的人格标准为依据加以评判的。人的社会化过程,就其实质而言,就是社会使其成员朝着社会所期望的应成为之人方向发展或造就。在人的社会化基本完成之后,没有成为“应成为”之人的人还可以通过自我修养或再社会化成为“应成为”之人,也有的人则终身未能成为“应成为”之人,当然也有已成为“应成为”之人的人蜕变成了不应成为之人。


影响成为“应成为”之人的因素

影响“应成为”之人的因素很多,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也不尽相同;不过,在全球化或人类一体化时代,人类正在这方面形成共识。今天看来,影响“应成为”之人主要有人性、家庭(特别是父母)、学校、社会环境、个人修为等五种相互作用的因素。这五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化育生成”的过程,是人通过文化的化育而生成的过程。从个体角度看,化育生成的结果是真正的个人、成熟的个人;从整体看,化育生成的结果是人类的文化、文明,是不同于自然界的人化世界、价值世界。人类个人、群体、整体正是在相互化育生成的过程中不断创造历史,走向完善。

人性是应成为之人的基础、母体。人性如何,无论是个人自己还是他者(他人和社群)都是不可直接认知的,而只能通过个体后来修为的结果来间接认知。因此,个人的人性对于他自己来说是一个未定物,需要使之现实化才显现。从这一意义上看,人性并不是一个既定的东西,而是一个变元,是以一个变元的角色参与人的成为过程的。人性(包括本性)并不是从人一开始受孕就具有的,最初只是具有了人性的潜质。这种潜质可看作是人性的基因,从这种基因最初获得机体(胚胎)到伴随着机体的生长和成熟,人性才获得其完整性。精子与卵子结合受孕之后,经过多次细胞分裂和细胞分化形成了有发育成生物成体能力的雏体即胚胎。胚胎已经承载了后来发展成完整人性的全部基因。经过十个月怀胎,胚胎成为婴儿,这时人就开始了它以基因为前提的人性形成过程。这个过程在正常情况下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母体已不能改变胎儿的基因,但可以对婴儿的人性产生影响,特别是可以对其器官产生消极影响。孕娠期间,母体是影响人性的唯一因素。当婴儿出世之后,就进入了社群,逐渐从接受母亲的影响,到接受父亲和家人亲友的影响,到接受周围人的部分影响。在1—3岁期间,人逐渐有了自我意识,人的各种可能性开始显现。从4岁到6岁,孩子受影响的因素更多,不仅有亲友和周围成人会影响他,小伙伴和幼儿园的老师也会对他产生重要影响。在身体迅速发育和逐渐复杂的人际关系影响的双重作用下,人性已经初具雏形,人性的潜在可能性基本上具备。与此同时,人性的一些潜在可能开始变成人格要素。此后,人性的各种可能性还在扩展,这一过程大致要到18岁高中毕业时基本完成,此时的人性的各种可能性已经具备。

人与动物的成长有着重大差异。这主要表现在:动物有一个获得兽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兽格”形成的问题,当然也就没有兽格形成对兽性影响的过程,而人性在形成过程中会受到人格形成的影响。动物以至生物基本上都有一个生长期,经过一定的生长期,其机体才能成熟,其规定性(兽性或生物性)也才会相应地形成。经验告诉我们,许多野兽在幼仔时期,难以发现其兽性(如一只幼虎一般不会伤人),但一旦成熟,其兽性就会原形毕露。在这一点上,人与动物、生物是相同的。但是,动物的整个获得其兽性的过程是一个纯自然的过程,其兽性伴随着生理成熟而形成,动物本身完全不能作用这一过程,更不会在这一过程中又出现开发兽性的兽格的形成过程。与动物不同,人获得其人性的过程到一定阶段,至少自4岁起就开始受到人自己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越来越大。这种情况带来了几种后果:(1)这种作用,客观上会干预人性的形成过程。不仅给人性的形成打上人化的印记,而且给人性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因而人性比兽性复杂得多。(2)在这个过程中,又会出现一个开发人性的人格形成过程。这个过程的起点比人性形成的起点晚,而且它的时间更长,直到三十岁左右人格基本形成。(3)经过人自己作用形成的人格,通常并不能将人性充分完整地变成现实;人格与人性的广度和深度,其口径并不会相同。而且,由于个人人为的因素或客观因素的消极影响,人格还可能发生病变(最常见的是人格障碍),使人格偏离本性或使本性异化,从而使人不正常。由此看来,人的心理比动物复杂得多、高级得多,但其形成却存在更多更大的风险。

家庭是影响应成为之人的最重要的外在因素。以父母为核心的第一家庭是人迅速成长的早期(到13岁左右)母体和家园,父母(也可能是替代性的父母,如祖父母等)是孩子的第一个应成为之人的楷模。第一家庭(包括亲人和亲友)环境对人性的初步形成具有持续的巨大影响,它可以使人最初禀赋的人性基因朝正反两个方向发生变异。当然,这种变异与孩子的营养也有关系。不过,这种影响在人性基本形成阶段减弱。第一家庭对人格形成的早期以及初步形成的影响也非常大。人们常说“父母是孩子的最好老师”,意思就是父母是孩子最早的人格样板。父母的人格及其体现,会给孩子塑造人格以指导和启迪。在孩子成人以后自己组成的家庭(可称之为“第二家庭”)中,夫妻彼此之间也会产生重要影响,甚至会成为夫妻人格再造就的过程。一般来说,一个人只有完成这一过程,才真正走向成熟,其人格才真正形成。这时,青年夫妻如果发生婚变,会对当事人的人格健康形成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学校环境主要是指学校所实施的系统教育。就人性发展而言,学校教育可以在家庭开发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学生人性的可能性,使人性在知识的影响下进一步显现,但这种影响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到了18岁之后,人性基本定型。人性与人的生理成熟更相一致,如同人在生理上到18岁后没有多少生长空间一样,人性到这时也没有多少变异的余地。与此不同,学校期间对于人格形成的影响比家庭更大。在接受学校教育的整个过程中,人逐渐会意识到人性的可能性需要开发,从而有了开发的自觉性,并从不同方面去努力开发。学校教育实质上就是一个开发人性可能性,使人性转变为人格的过程。人性开发的广度和深度取决于受教育的程度,也取决于人在学习过程中努力的程度。

社会环境一般对人性形成的影响不大,也不太直接,因为在人性形成的过程中,孩子通常对社会环境的感受不深。但是,社会环境对人格形成的影响很大,它可以形成与学校一致的影响,也可以与之相悖。它可以在学校影响的基础上促使人格朝更广更深的方向形成。在信息化的当代,互联网对人格形成的作用尤其巨大。学校和社会不仅会给人们提供应成为之人的规格,并且会有相应的奖惩机制促使人们成为社会所期望的应成为之人。两者不同之处在于,学校所提供的规格是系统完整的,社会提供的不是系统完整的,而更具有应景性(主要是政治需要),而且两者的奖惩措施也很不相同。

在所有环境中,基本共同体(当代基本共同体是国家)对人格的影响最广也最大。在现代社会,如果一个国家是自由、平等、公正、民主、法治的,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人格既能正常形成,也能正常发挥;而如果仍然是一种专制的、人治的社会,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人格就不能正常形成,即使正常形成了也不能正常发挥。从历史上看,在那些专制、独裁的统治者统治的国家,许多人的人格都是双重的。其实,他们有自己的真实人格,这种人格也是健康的,但由于这种人格不受统治者欢迎,他们不得不将这种真实人格隐藏起来,以一种虚假人格说话行事。所以,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表明,一个国家如果实行专制统治,其中的大多数成员的人格都是有问题的,更谈不上正常发挥。

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已经成为影响人格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今天有两大因素影响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一是战争,二是恐怖主义。在战争的环境中,人们很难形成正常健康的人格,相当一部分人会发生人格异常,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歇斯底里症高发就是例证,今天的恐怖主义也是导致一些人人格异常的重要根源。那些恐怖主义者及其亲属对其敌人满怀深仇大恨,甚至迁怒于整个社会和人类,这样的人显然不可能形成正常的人格。当然,那些受到恐怖行动威胁的对象,其人格的形成也会笼罩着阴影。

个人修为是人性和人格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它对于人性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意义,而对于人格的形成则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个人的修为指个人自觉不自觉的养成,而自觉的养成包括修养和作为(践履)。修为的目标最初是作为楷模的父母,然后主要是学校的教育提供的理想人格;在学校期间以及离开学校之后,则是社会倡导的理想人格和非社会倡导的人格,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实际的人格。人性的形成一般来说是一个自然过程,人们常常把人性看作是一种既定的东西,似乎是不可改变的,但实际上人的作为还是可以在广度和深度上开拓人性的潜在可能性的。人们熟知的名言“天才出自勤奋”,“天才”本来是指与生俱来的好的人性禀赋,但这句名言则是说人可以通过勤奋获得好的禀赋。美国盲人作家海伦•凯勒(H. A. Keller,1880-1968)从小又聋又盲,在她八十八年的生命历程中有八十七年生活在无光、无声的世界里,但她通过非凡的勤奋努力,先后完成了十四本著作,并入选美国《时代周刊》“二十世纪美国十大英雄偶像”。这样的事例告诉人们,一个人通常并不知道自己人性的潜在可能性,只有当他做出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时,才显示出自己人性的可能性。显然,如果海伦•凯勒屈从自己的命运,她就不会发现自己有成为著名作家的可能性。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人性的可能性在一定意义上是开发出来的。而“作为”对人格的巨大影响是众所周知的,孟子(前372-前289)所说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充分表达了“作为”对于人格的重要意义。这种作为是学习与践履相统一的过程,其中“学”是核心内容。“成人”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会的过程;成“人”了,意味着学会做人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人不是生而成人,而是学而成人。这也许就是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选择“学以成人”作为大会主题的用意所在。

美国盲人作家海伦•凯勒

个人“作为”的功夫和成效不同,人格可以达到的境界也不同。关于人格以及相应的人生有哪些境界,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冯友兰将人格划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四个由低到高的境界;张世英也将人生划分为四种不同境界:欲求境界、求实境界、道德境界、审美境界。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中国先秦儒家关于人格境界的四层次划分:小人、君子、豪杰、圣人。儒家对“小人”有许多描述,概言之,小人就是没有理想、缺乏德性、不讲道义、谋求私利、没有知识、庸俗卑下,甚至妄诞、虚诈、诡异的人。小人是人格的最低层次,与小人对立的是君子。根据孔子的论述,君子就是遵循礼,追求、成就仁德之人,具有克己复礼、恭敬谦让、诚信和顺、仁为己任等显著特点。与君子恭谦守礼、注重内在修养的形象不同,豪杰具有独立、尊严的人格,胆识超人、直道而行的气概和刚毅、浩大的品格,并且追求济世利民。君子和豪杰可称为“贤人”,他们或多或少有一些不完善之处,圣人则是儒家理想人格尽善尽美、至善至美的最高范型,是最完善的理想人格,也是人生在世可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虽然学者对人格和人生可以划分为哪几个境界有不同的看法,但一般都承认人格和人生存在着不同的境界。

在人性现实化为人格的过程中,即在人格形成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各种问题。在正常情况下,这些问题能通过学校、家庭、个人自己等途径加以解决,但也有些问题可能会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以至于导致人格异常的问题。人格异常(或称“人格障碍”),是指人格在形成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发生某种偏差或遇到某种障碍所导致的人格异于常人,致使其生活适应困难并感到精神痛苦的复杂现象。广义的人格异常指心理学意义上的人的心理异常,包括情绪异常、社会异常、精神异常三大类型。在心理学上,人格异常指个体在日常工作生活待人处事时的作风和格调异于常人的现象。心理学对人格异常的理解是建立在把人格理解为“个体在生活历程中对人、对事、对己及对整个环境适应所显示的异于他人的独特个性”之上的。导致人格异常的原因多种多样且极其复杂,不同心理学流派有不同的解释。从哲学的角度看,人格异常就是人性现实化的异常。这种异常,是人格形成过程中,某种或多种人格因素发生畸变或病变,导致人格中诸因素恶性互动的后果。严重的心理异常不仅给他人、家庭和社会带来消极影响,而且妨碍个人人性的实现,甚至对个人的正常生存带来严重威胁。因此,在人性人格化的过程中,无论个人自己,还是其家庭和社会,均应严防人格异常的发生。

以上影响因素不是孤立的,而是交互作用的,情形错综复杂。就外在影响而言,父母的人格与学校教育的人格以及社会倡导的人格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学校教育的人格与社会倡导的人格通常是一致的,但这种人格与人们实际具有的人格常常不一致,而且不一致的程度有大有小;在开放和价值多元的社会,除社会倡导的人格之外还有其他组织倡导的人格,如各种宗教的人格。由于上述因素的影响,人们实际具有的人格参差不齐,有的是与社会倡导的一致,有的不一致。此外,在全球化时代,域外的人格理想也会对人们发生影响。人们修为的情形也迥然有异:有些人自觉地修为,有些人不自觉地被动地受影响;有些人下功夫修为,有些人不下功夫修为,甚至根本不修为;有些人持续地修为,有些人阶段性地或间断地修为;有的人始终如一地朝着一个人格理想修为,有的人则是变化的,甚至是多变的。但是,在所有因素中,个人修为的作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增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人能否成为应成为之人、成为什么样的人,主要取决于自己。这就是孟子之名言“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所讲的道理,也是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我命定是自由的”所意味的。

在影响人成为应成为之人的诸种因素中,有一种特殊的因素,即哲学。冯友兰认为:“学习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他断定,“成为圣人就是达到人作为人的最高成就”,而“哲学教人以怎样成为圣人的方法”。只有哲学特别是其中的伦理学,才能给人提供一种应成为之人的普适性标准。当然,这是一种抽象的标准,因而需要根据个人不同的主客观条件加以具体化,但这种标准则是不可违背的。违背了它,人即使成为了社会所倡导的应成为之人,那也可能不是真正的应成为之人或真正的人。不可否认,哲学家提供的应成为之人的标准和理论不尽相同,甚至差异很大,但其中有一些共同的东西,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应成为之人是人为造就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生长的结果。其二,应成为之人不只是感性欲望得到满足的人,而是超越感性欲望满足有更高追求的人,是人性自我实现并且对社会有益之人。其三,应成为之人深受环境的影响,但其决定因素是个人修为;一个人只有不断自我完善,才能成为真正的人。


编者注:该文为作者承担的中国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认同伦理研究(16JJD720016)”、中宣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弘扬核心价值观与继承传统文化研究(2015YZD12)”的代表性成果,刊发于《南国学术》2017年第4期第553—567页。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配发了图片;如果您想了解全貌,可到本公众号界面下端的“全部论文”栏目点击、浏览。

责任编辑:田卫平